“我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口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上访十载，亦无着落，仰问苍天，生命几何！”一位上访农民如是说。
类似遭遇的上访者在北京，又有多少呢？没有人知道。日前出版的亚洲周刊引述当局统计称，每年接受上访事件至少一百万，其中四成当中是反应公检法机关问题的，三成三和政府行政工作有关，一成三反应单位领导腐败，一成为不公正待遇申冤，还有百分之三上访者属于精神错乱。上访者当中，年龄最大的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的已经上访了三十六年，他们绝多数是弱势群体，几乎每个人都有令人心酸的遭遇，更有人因此而走上绝路。
走上绝路的不多，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有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来自安徽的朱正亮，来自湖北的杨培权。
选择走上绝路的虽然不多，但公道未有讨回成为异乡野鬼的大有人在。几位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入北京上访村，一位上访者告诉他们：“上次那场大雪，这里死了七个人，如果再下大雪，真不知该怎么办啊！”
我们不禁要问：冻死了七个人，当局有没有责任？一次大雪便冻死了七个人，一个冬天下来，到底有多少人冻死？每年冬天都冻死不少上访者，当局究竟为此做了多少工作？
上访者面临的挑战除了严冬之外，还有饥饿，还有劫杀，还有当局的“清理”。日前召开的政协人大会议前，新闻报导说，北京当局便遣返了逾千名上访者。
为了解决上访者问题，各级官僚莫不花空心思，用尽手段。遣返是手段之一，而阻遏上访者也是方法之一。江西丰城一公司便明文规定“上访一次罚款二百元，上访两次罚款四百元，上访三次工资扣发。”消息披露后，引起舆论哗然。
还有威吓。今年一月六日，北京市便刑事拘留孙舒萍、吴大明等四人，指他们非法聚众闹事和制造事端。各地对上访者威吓也大同小异，或拘留或劳教不一而足。
然而，这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地方当局针对上访者所使用的暴力而言，简直就是小儿科。日前造成轰动的“中国农民调查”便披露了发生在十年前的一件事。
“西元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警车，惊天动地地从县城开出。车上驾着机枪；一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里拿着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啸。……公安武警一进村（安徽大营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连一个走亲戚的外村的小学生也不放过。一时间，到处是拳打脚踢声，东西的摔砸声，大人的哀求声，小孩的哭喊声，鸡飞狗叫猪跳墙的吵闹声。”
上面的描述，人们大概只有从抗日战争与“白匪”的故事中，因尖锐的敌我矛盾生死仇恨才能够领略一二。但这就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所谓“盛世”的祖国大地上，就发生在你我之间。上面的故事很长，“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讲得很仔细，那些公安武警的任务不仅是打人，砸东西，还包括抢劫！他们是何等的猖狂，简直就如“屠村”！
因为满腹的冤屈而上访，表明这些老百姓还心存希望，或许有个包青天帮他们解决难题，对当局有个盼头。当地方当局将上访者逼得走投无路时，当上访者死了上访这条心时，他们就是新一代的陈胜吴广。
事实上，在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制度下，英明的党英明的领袖哪怕有四头九臂，也解决不了如此众多的单一个案。古时百姓拦路呼冤，也就是上访的一种。专制社会轻视弱势群体，没有民间组织代为纾缓民怨，上访这一现象，是专制社会的通病。解决上访问题，唯有从制度上改变，唯有让民间社会壮大，唯有让法制得到贯彻，唯有民主制度，才有可能。
的确，中国的上访人员已成为中国政府的心病。在北京丰台南站，并自然形成了上访村，成为一个独特的社区。上访村与艺术家村不同，不会为繁华大都会添上人文风景，也不会为首都贡献一砖一瓦。
或许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上访村可以算得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一特色。然而，在一些社会主义卫道士看来，他们已成为社会毒瘤，难以忍受。不过，在上访者自己看来，却除了悲哀仍是悲哀！
如今，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的同时，却在遣返那些满怀冤屈的上访人员。我们不禁要问，尊重和保障人权只不过是一纸条文吗？上访者的人权谁来尊重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