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当时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凡是关心中国前途的人莫不感到痛心。胡耀邦下台，有三位知识份子也同时被中共开除党籍，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一二月间常有同情者跑来看我。大家情绪都很激动，又不知应该怎么办。有一天晚上，青年作家梁晓声和一位原我所熟悉的记者也来看我。他们想到一个主意：何不发动一些作家联名写信提出抗议呢？他们决定找一百名作家联署。几天后，他们又来了。情绪很灰，因为四处奔走的结果，凡是有点名气的作家，一概不肯冒这个风险，而愿意签署的又都是不为人知的小萝卜头，不会有什么影响，因而此事只好告吹了。我本来就对这件事不抱多少期望，因而也不感到失望。
这是因为我对于当时文学界的名流们有一些了解。1979年起，作家们的创作自由确是有所扩大了；但是保守派力量还相当强大，说真话还有一些危险。就在这同时，很多作家就宁愿放弃自由、而走上一条既安全又可以名利双收的道路。还有更甚者，就在胡耀邦下台和三个知识份子被开除党籍之后不久，作家冯骥才和张贤亮，都是政协委员，就在政协开会时召开记者招待会，显然是经过中共授意的。什么时候政协委员能够自己找来记者开招待会说出自己的声音？由于胡耀邦和三位知识份子受迫害的事件在海外引起人们对中共的强烈不满，所以需要有非官方人士出来说说话。这两位作家当然很愿意效劳，事先精心准备，完全站在官方一边，替他们辩护。冯骥才现身说法，说："我是打篮球出身的。打篮球有一条规则，犯规三次就一定要下场，没说的。"意思很明白，胡耀邦和那三个知识份子都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纪律，所以下台和开除是理所当然的。
江棋生先生说到吴祖光先生99年在政协会议上就正式提出应该为天安门运动平反的事，确有其事。那是在文艺界的小组会上，主持会议的是名作家王蒙。吴祖光先生一开口，王蒙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早就善于在这种场合打岔，这一回又是找到一个由头，把吴祖光提出的话题给引到别处去了。前几天中国当局以最高规格奖励一批知识份子，文艺界名单上就有王蒙和冯骥才两位，第三位是张艺谋。
1989年四、五月间天安门运动期间，新闻界很活跃，在知识界中最先走向街头。但是北京街头和广场上却根本见不到一个名作家的踪影。上海则不同，戴厚英甚至还参与了对运动的暗中指导。
江泽民之所以能够春风得意十三年，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成功地收买了“精英”和老干部，从而扩大了他的社会基础。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