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在回答有关写信的事时表示，“对对对对，有这个事。网上什么东西我没看到过。我也没发过，可是我知道是有这个事。”当美国之音记者向他简述信件内容时，蒋彦永表示确有这样的内容。
据中国信息中心网站公布的内容，蒋彦永这封信是写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
他在信中首先指出：“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十五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接下来蒋彦永说出了六四事件发生时他亲眼目睹民众被中共军队枪杀的惨况。他说，他是解放军三０一医院的外科医生，八九年六四时是普通外科的主任。六月三日晚上，接到急诊室呼叫后赶到时，只见地上和床上躺着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人已经死亡，他们“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蒋彦永说，“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蒋彦永说，送到三０一医院的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并且透露，解放军当时开枪射杀民众使用的子弹，的确是外界曾指出的“开花弹”。他说，“约在十二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骼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蒋彦永并且指出，解放军使用的这种开花弹，是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
此外，蒋彦永还披露，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是从五月十九日开始的，先进驻的部队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后不愿参加镇压，于是在六月初，中共又从山东等地紧急调来其他部队，“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
蒋彦永说，“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例如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由于当时的院长秦伯益曾答应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送水，副院长唐佩弦则在清查时表示，“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两人的职务都被取消，“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对此，蒋彦永说，“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