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减轻农民负担"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措词严历、态度坚决"，却依然至今解决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农民负担问题，反而让农民负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此、该书作者一连迭声地反问：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显然，对此问题的探讨，是犯了大忌的、超过了中共的“舆论导向"的底线。于是作者只好作了一个自嘲的回答：“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走进了一个怪圈。"
我发现，国内探讨中国问题的有识之士，均常采用"怪圈"一词！
怪圈两字，成了中国问题、中国学问的最经典的名言。
是的，中国的怪圈实在太多了，大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小到小学生作业负担问题，均走进一个怪圈！
先从小事说起，国内报刊上常看到这样的标题：“中小学生减负，何时能走出怪圈 "？
讲的是，现代教育强调的是素质教育，而中国学生却长期陷入作业负担过重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于是有识之士与学生家长大声呼吁减轻学生负担。有媒体控诉说：请救救孩子！
于是，国内教育部也三申五令、连年下发“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红头文件。奇怪得很，中小学生的作业却越来越多：如以前仅是高三年的学生为了高考而钻题海，近年来却发展到连小学生、初中生也在加班加点赶作业。中国中学生的近视率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高攀世界第一。
随着教育部的“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红头文件不断重复地下发，各地的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却愈加沉重。
对此，谁也无法绐予解释，只能又一次自嘲地说：中国的教育走进了一个怪圈。
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大事，如城里的住房楼价、医疗费等，也是随着党中央的“关心群众生活"、“为民办实事"等红头文件的连年下发，而逐年暴涨。如北京城里的楼价已高达每平方一万元以上，只能让北京百姓望楼兴叹；又如很多人有病因负担不起医疗费而不敢上医院等例子，均证实中国的民生问题也走进一个怪圈。
其他如《中国农民调查》涉及到的“政府机构与官员精简问题"，也是五十年来一直走进一个怪圈：
“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大精简－－大膨胀，这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铁的事实，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悲哀。"
让全中国人民感到莫名悲哀的怪圈，还有很多典型：
例如，中共报刊总是歌颂毛猴王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可是又正是它，在一九五八年发动“公社化"和“大跃进"，造成了全国农民的大批“非正常死亡"（注：饿死），据《中国农民调查》披露：“仅安徽省一个凤阳县死亡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其中大庙公社夏黄庄，死亡人数竟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家中死绝的全县有二百四十户；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庄，占到了二十七个。"（此段话被《当代》删了，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文本笫１４１页）
请注意：有地方“死亡人数竟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即超过一半的人口竟死于饥饿！
试问苍天：以中华之地大物博、中华民族之勤劳耐苦，怎会没饭吃？怎会饿死人？中国人民怎会饿死？死得如此悲惨？
而毛猴王如此罪大恶极，又怎成了"人民的救星"？
颂歌唱得最高级，什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猴王"；原来猴王的本性是抢夺猴子们的口中食。毛猴王的罪恶又是中国历史上最空前的！
这是一个中共领袖的怪圈！
又例如，中共报刊总是赞美近二十年来，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辉煌胜利的时期。可是又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是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最大规模，贪官污吏人数和贪污受贿最大规模；房价、医疗费、学费暴涨最多的时期。也是城市工人下岗失业最多、农民负担象滚雪球一样的时期。也是社会治安恶化、刑事犯罪最大规模的时期。
这是一个中共改革的怪圈！
看来，中共盛产怪圈。此怪圈，可用一句通俗的话给予注解，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干绝。
这也许是毛共一贯提倡的：“两手抓"：一手抓宣传写文件，一手欺压百姓抓权钱。
是的，中共各部门的分工很明确：宣传好话、发文件的归宣传部或宠幸文人，升官发财、搜刮民脂的归组织部或死臭官僚。宣传部只要宣传好，组织部只要升官快。
宣传仅是纸上谈兵，千万不要当真，千万不要当一回事。
《中国农民调查》写道，一位有正义感的农民责问当地的“综治办主任”：“你没有法律手续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该主任暴跳如雷：“我就是法律本科！”
而当地的人大主任又教训农民：“不要认死理，不要啃死猪头，法治是外国的事，中国就是人治！”
中国就是人治！如此白描了中国官场的真相：把党中央、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当成死猪头，谁也不认真。只有书生气十足的人，才会去认红头文件－－死理。
很多人误会：鳄鱼也是因为痛苦而流眼泪？
我看过野生动物的科学考察报告：关于鳄鱼的眼泪，其实与情感根本无涉。
这就是中共怪圈的谜底。这是我为《中国农民调查》所作的第六个注解，其余注解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