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人们坐在一起，几乎就坐进了中国近代史，老人们讲清朝讲民国讲维新讲共和，除了六十年代他们几乎甚么都讲，偶有人不小心讲了，则引得有人怒目圆睁，有人闷头啜茶，有人紧紧抓住茶瓶，半天不说一句话，这也是老人们最容易引起纷争的时候，因为在六十年代的他们中，有人姓“保”，有人姓“造”，有是专政对象，有人是被专政对象。尽管时间已隔了很远，他们心中的烙印却是不可磨灭的。这些印记，不独表现在喝茶聊天之中，不夸张地说，这些印记深深地笼罩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在我们眼中也因此有些怪诞。
譬如，一次，我正坐在茶馆门口看书，来了一位老人与我打招呼，问我为何不进屋？我随口答道：外面亮一点，好看书。他端着杯进了茶馆，半晌，又回到我旁边，附在我的耳边悄声说：小伙子，转回三十年，你这句话就够下放改造了！我瞪大眼睛，问何故？他分析道：“你想想？外面亮是甚么意思？就是说里面黑了？你这不是对现实不满，想里通外国吗？”我不以为然地笑道：岂有此理。老人见我不以为然，也不与我相辩，在我印象中，这位两次被划成“右派”的老人几乎已失去了与人争辩的功能，他被划成“右派”的罪状：一个是在墙上贴主席像忘了拔钉子，致使钉子从伟大领袖胸口刺出；另一次，则是用一套“毛选”换了三包香烟……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听说我爱写诗，就不无忧虑地替我担起心来，我知道，他绝不是担心我因为写诗而饿死，他更多的是担心我“出问题”。我依然不可理喻地摇头，不屑于他的大惊小怪，但他却并不像别的老人般知难而退，而是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告诉我，年轻时他也写过诗，那些诗其实只是民谣加古诗的顺口溜，他最得意的一首，便是歌颂人民公社的。诗曰：公社好比向阳花，毛主席的恩情像彩霞……结果，这首诗使他遭受了二十几年的非人生活，整他的人分析道：彩霞是空虚之物，用来比作毛主席的恩情，狼子之心，何其毒也。
还有一位老人曾悄声告诫我，要我一定要敬惜文字。因为他曾被一个字救过一条命，我不信，他就把故事原原本本讲给我听了：
那是一九五七年，“整风工作组”进驻学校，组长是个麻脸黑大汉，姓陈，识的字不比脸上的麻子多。进校第一件事，便是写标语，曰：“学习革命两不务。”讲故事的老先生当时还是中年人，还有点胆气，当面指出标语中的错处，直把个陈麻子吓得满脸冷汗，好在看见的人不多，才过了一道险关。之后，他并没张扬，陈麻子很感激他，“百花齐放”时，没有让他“放”而是让他当记录员。他也因此没有被“阳谋”所谋，按他的说法，许多比他老实的人都被“引蛇出洞”当了右派，开除工职，下放劳动，饿死于“自然灾害”，而他却因为一个字而活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