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02-17 17:34:00作者：
从网上看到国内据说是《了望东方周刊》登载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存在着不少被利益集团饲养的中国经济学家，揭示了包括不少与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关的问题。在读完之后，没有任何惊讶，也不感到愤慨，剩下的只有一种坦然与悲哀。坦然的是，这本来就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因为，没有现代国家制度，何来现代企业制度。所有为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努力不能说是完全无效，但其有效性也是极其限定的。说悲哀，是因为看着国内的如此现实，不由得会使人想到先烈方志敏在那被称之为黑暗的过去，却还满怀信心与希望的写出了那不朽的名作《可爱的中国》，难道在本应该是充满无限光明与可能的今天，国人却只能看着或让外人来给我们不断地去续写，而且是只换了一个字的《可哀的中国》吗？
已经太久了，“反腐”二字不仅是占据了太多的国人浑身的感官，更是让中国的上至国家首脑，下至每一个拥有管理社会权限的部门的负责人（以不称领导为好），不知耗费了多少本该用于为民造福的时间与精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成本。其给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又何止是中国的股市给中国的股民们所造成的所谓“经济损失”可以相比拟的呢？
看了网上的那篇文章，突然对那些腐败的贪官们有了一些理解，原来腐败的不仅是贪官，还存在着腐败的经济学家，腐败的……，腐败的……。因为在那些贪官们眼里，腐败的……，腐败的……都没有受到任何制约与制裁，我又为何不能去腐败呢？难道还不是吗？那些中国的所谓的经济学家，兼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所谓的独立董事，一年的最高报酬竟然可高达20万人民币。而据说我们的证监会却还规定，“一人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不得超过五家，独立董事每年为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15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这该是多么高的经济效率。在这样的商品经济与市场规律之下，又怎么能不让我们那些信念不坚定的共产党人去盯着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而去自甘堕落呢？
还记得中国的前中央银行行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其月收入才几千元人民币，而其担任国内某金融机构的部门之长的夫人的年收入却达到了20万人民币。虽说是几年以前的事，但留下的却是令人难以忘却的印象。我们的国家主席，总理与人大政协首脑的年收入又是多少，记得是都不会超过10万元人民币吧。而在日本，国家公务员系列的仅有的两位年收入最高者，一位是内阁总理，一位就是中央银行行长。
还是以日本为例，日本所有的国立大学，国立的各种机构，包括国有企业的所有人，都明确的规定其身份是国家公务员或准国家公务员，当然他们的年收入就决不容许超过内阁总理与中央银行行长。更有意思的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的上市公司中，只要是那些其股权结构已经摆脱个人“老板”控制，被认为是代表日本的那些企业的最高经营者，其不包括年终奖金的年收入绝大多数也都被自我克制在低于内阁总理与中央银行行长的水平。
说了以上这些，无非是想要说明两点。一是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是离不开必要的秩序的，有关收入问题也同样如此。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指望国人会遵循中华民族的骄傲----先贤哲人孔子的教诲，去“克己复礼”，就是像日本那些企业的最高经营者一样地去自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制度，要靠制度去保障和促使人们去变得先有“他觉”，再到“自觉”。至少是在国有企业，国有系统里面，难道还不应该去尽快与国际接轨，去向现代的和先进的学习吗？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去反省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做法是如何的在“以偏盖全”吗？
二则是俗话说的是“有得必有失”，“不可能什么都有，什么都要”。即使在日本，也是有许多私企老板的收入是远远超过那些东证一部的上市公司的最高经营者，也远远超过日本的内阁总理与央行行长的水平的。但是，你有钱，你有社会地位与社会荣誉吗？你有靠钱是换取不到的那种权力吗？没有，永远不会有。这或许就是区分是否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些相信“菩萨上帝”的国度，也许“菩萨上帝”是最公平合理的，绝不会把所有想要的都给同一个人拥有。因为，你什么都要了，什么都有了，其他的人就可能什么都要不着，什么都没有了，这当然是不公平合理的。
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不信仰“菩萨上帝”的国度，或许有些人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去追求什么都要，什么都有。难道还不是吗，那些运气不好的贪官里，不就是有着既要权力地位，金钱女人，又要名声，更荒唐的是要那些本来应该是属于知识界与学术界的名声与地位的吗？而有些国企与民营的企业家或许也是不甘居他人之下，在有了钱，一定的权力地位与名声之后，却还要去开始追求更高更多的权力地位与名声，包括那些本来应该是属于知识界与学术界的名声与地位。或许在他们用属于国家或自己的钱来换取一纸文凭之前要补上的第一堂课，应该是由企业家成为美国早期的大富翁所说过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我只有小学程度，而在被我所使用的人里面，要什么程度的就可以去挑什么样的。”如果知道了，与政治家一样，对企业家而言，如何挑选与使用他人才是最为重要的，那堂课就及格了。
而看了网上的那篇文章，最为不能容忍的事情竟然在中国发生了，那就是在古今中外均被视之为“圣域”的世界里，居然也出现了那些“什么都想要”的之辈。更可怕的是存在着利用其对国家的政策制订而产生影响，从而为其实现“什么都想要”的一己私利服务的可能。这在特定场合是一个可以提高到“国家安全”高度的大问题，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对这样的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大事去引起重视吗？
很显然，对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什么都想要”的之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也有一样是其绝不会去想要的，那就是自己的脸面不要。在这里同样的不能指望孔夫子的“克己复礼”的教诲，更何况在我国的现行国家制度里或许还存在着使那些“什么都想要”成为可能的一小块土壤呢。对制止和预防那些“什么都想要”，就像最近的热门书《中国农民问题》里所揭示的问题的解决一样，首先在于制度因素，在于改革与完善我国的现行国家制度，并早日确立现代国家制度，才能促使那些“什么都想要”的只好去老老实实地去选择其能够与应该得到的。
已经太久了，“反腐”二字不仅是占据了太多的国人浑身的感官，更是让中国的上至国家首脑，下至每一个拥有管理社会权限的部门的负责人（以不称领导为好），不知耗费了多少本该用于为民造福的时间与精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成本。其给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失，又何止是中国的股市给中国的股民们所造成的所谓“经济损失”可以相比拟的呢？
看了网上的那篇文章，突然对那些腐败的贪官们有了一些理解，原来腐败的不仅是贪官，还存在着腐败的经济学家，腐败的……，腐败的……。因为在那些贪官们眼里，腐败的……，腐败的……都没有受到任何制约与制裁，我又为何不能去腐败呢？难道还不是吗？那些中国的所谓的经济学家，兼了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所谓的独立董事，一年的最高报酬竟然可高达20万人民币。而据说我们的证监会却还规定，“一人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最多不得超过五家，独立董事每年为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15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这该是多么高的经济效率。在这样的商品经济与市场规律之下，又怎么能不让我们那些信念不坚定的共产党人去盯着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而去自甘堕落呢？
还记得中国的前中央银行行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其月收入才几千元人民币，而其担任国内某金融机构的部门之长的夫人的年收入却达到了20万人民币。虽说是几年以前的事，但留下的却是令人难以忘却的印象。我们的国家主席，总理与人大政协首脑的年收入又是多少，记得是都不会超过10万元人民币吧。而在日本，国家公务员系列的仅有的两位年收入最高者，一位是内阁总理，一位就是中央银行行长。
还是以日本为例，日本所有的国立大学，国立的各种机构，包括国有企业的所有人，都明确的规定其身份是国家公务员或准国家公务员，当然他们的年收入就决不容许超过内阁总理与中央银行行长。更有意思的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的上市公司中，只要是那些其股权结构已经摆脱个人“老板”控制，被认为是代表日本的那些企业的最高经营者，其不包括年终奖金的年收入绝大多数也都被自我克制在低于内阁总理与中央银行行长的水平。
说了以上这些，无非是想要说明两点。一是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是离不开必要的秩序的，有关收入问题也同样如此。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指望国人会遵循中华民族的骄傲----先贤哲人孔子的教诲，去“克己复礼”，就是像日本那些企业的最高经营者一样地去自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制度，要靠制度去保障和促使人们去变得先有“他觉”，再到“自觉”。至少是在国有企业，国有系统里面，难道还不应该去尽快与国际接轨，去向现代的和先进的学习吗？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去反省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做法是如何的在“以偏盖全”吗？
二则是俗话说的是“有得必有失”，“不可能什么都有，什么都要”。即使在日本，也是有许多私企老板的收入是远远超过那些东证一部的上市公司的最高经营者，也远远超过日本的内阁总理与央行行长的水平的。但是，你有钱，你有社会地位与社会荣誉吗？你有靠钱是换取不到的那种权力吗？没有，永远不会有。这或许就是区分是否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些相信“菩萨上帝”的国度，也许“菩萨上帝”是最公平合理的，绝不会把所有想要的都给同一个人拥有。因为，你什么都要了，什么都有了，其他的人就可能什么都要不着，什么都没有了，这当然是不公平合理的。
可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不信仰“菩萨上帝”的国度，或许有些人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去追求什么都要，什么都有。难道还不是吗，那些运气不好的贪官里，不就是有着既要权力地位，金钱女人，又要名声，更荒唐的是要那些本来应该是属于知识界与学术界的名声与地位的吗？而有些国企与民营的企业家或许也是不甘居他人之下，在有了钱，一定的权力地位与名声之后，却还要去开始追求更高更多的权力地位与名声，包括那些本来应该是属于知识界与学术界的名声与地位。或许在他们用属于国家或自己的钱来换取一纸文凭之前要补上的第一堂课，应该是由企业家成为美国早期的大富翁所说过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我只有小学程度，而在被我所使用的人里面，要什么程度的就可以去挑什么样的。”如果知道了，与政治家一样，对企业家而言，如何挑选与使用他人才是最为重要的，那堂课就及格了。
而看了网上的那篇文章，最为不能容忍的事情竟然在中国发生了，那就是在古今中外均被视之为“圣域”的世界里，居然也出现了那些“什么都想要”的之辈。更可怕的是存在着利用其对国家的政策制订而产生影响，从而为其实现“什么都想要”的一己私利服务的可能。这在特定场合是一个可以提高到“国家安全”高度的大问题，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对这样的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大事去引起重视吗？
很显然，对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什么都想要”的之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也有一样是其绝不会去想要的，那就是自己的脸面不要。在这里同样的不能指望孔夫子的“克己复礼”的教诲，更何况在我国的现行国家制度里或许还存在着使那些“什么都想要”成为可能的一小块土壤呢。对制止和预防那些“什么都想要”，就像最近的热门书《中国农民问题》里所揭示的问题的解决一样，首先在于制度因素，在于改革与完善我国的现行国家制度，并早日确立现代国家制度，才能促使那些“什么都想要”的只好去老老实实地去选择其能够与应该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