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香港的老报人、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新闻是未来的历史。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真正的新闻，那么这个社会的未来将没有历史，或者只有虚假的历史。引伸一下，如果“新闻是未来的历史”，那么“旧闻就是(当前的)历史”。如果一个社会过去没有新闻，这个社会现在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历史。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一年前就近代中国历史事件接受采访时曾经亲口对我说：“当代中国没有历史。”当我把这个评价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不少不关注中国资讯情况的人评价说：此话过于偏激。但是依我的了解，这话恰恰是中国现实被切断与历史之联结的真实写照。偏激的不是指出这种情况的人，而是这种情况本身。在信息自由、媒体独立的美国，很难想像一个公民会不知道林肯，不知道马丁路德金，不知道水门事件、以及他们历史上任何一次重要事件和现实事件如洛山矶暴动，不知道O. J.辛普森案件，奥克拉荷马政府大楼大爆炸。但是在中国，很难想像的却是一代年轻人能够通过“正常”的消息渠道清楚地了解“文化大革命”，知道六零年的 “大饥荒”及其真实原因，哪怕甚至仅仅听说过“镇反”、“肃反”、“一打三反”、“四清”，听说过“内蒙人民党案”、“西藏平叛”“血洗维族村”、“沙甸事件”、“河南□桥水库群崩溃特大恶性事件”、“历年江淮流域炸堤分洪灾难”等等。几年前，我曾经收到过这样的听众来信，郑重其事地要求提供他迫切需要了解的两项历史知识。这两项历史知识分别是：一，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二，文化大革命。令我震动的是，这个肯定年轻的学生不仅把刚刚过去三十多年的文革称做 “历史”；而且把刚刚过去十年的天安门运动也称做“历史”！身边的现实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一代大学生现在不知道王丹、柴玲何许人，正如当初王丹柴玲不知道魏京生何许人一样。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坚持收听境外电台，他们可能连正确地提出上述要求的愿望都不会产生！
对“历史”的了解如此，对现实的了解也一样。除非有人明确摆脱传媒的谎言和误导或沉默，动用自己的双腿双眼，深入周边地区亲自调查，否则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最近网上广为传播的长篇报导《中国农民调查》引起大陆城里人强烈震惊就是例子。我也不时听到国内同胞面对海外媒体描述的令他们大为陌生的中国现实，总是指出海外作者远离中国，不了解中国情况。言外之意是，这些作者有一派胡言之嫌，而只有身在中国才可能了解中国现实。这种似是而非的指责首先说明言者仍然停留在传统社会口口相传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感受方式时期，同时说明他们对电子时代信息高流通的特征和与之相应的人们认知世界方式的改变没有知觉。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地理上的近距离往往不仅阻碍人对周围事物事件的理解，在传媒控制的国度，它甚至无法帮助人们整体了解方圆之内事物事件本身。《中国农民调查》引起的震动绝大多数出自国内读者，而不是海外读者，就是证明。另一个记忆深刻的例子是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宾教授对我说的：他的一组德国学生为了强化中文口语到北京去进行语言实习。半年之后回来，他们跟没去的另一组学中文德德国同学交流学习收获。他们于是发现，跟那些没到中国实习的同学相比，他们的中文确实大见长进，但是他们对中国各方面情况了解竟大不如他们在德国的同学！顾宾为此十分感叹。亲身体体验过那一年“上海不知道北京情况，广州不知道上海情况，而且全国城市之间相互都不知道情况，农村更不知道城里事”的情形，谈到中国的资讯，顾宾先生忍不住反覆感叹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怎么可以不了解自己的国情？！可以体会，对他而言，那是一件“难以想像的可怕的事情”。
这样的资讯环境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大脑里，记忆中，知识结构里，如何可能有真实的历史和现实？
我把这种现象称做中国现实与历史的断代现象。它是极权体制社会的特点。
这种断代现象不仅培养着一批批自认为天下事无所不晓的愚民（包括过去的我自己），而且造就了国内学术界在议论国际事务和国内重大事务方面特别发达的思辨能力和与之相应的从概念到概念的空谈风。这种空谈所依据的价值观念虽然正确无比，但由于所依据的基本事实错误，严谨的逻辑思辨终归陷于十分荒诞的语境，导致相当荒唐的结论。
除了产生愚民和大量建立在伪历史、伪现实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文学作品，音乐作品，哪怕是一些非官方化的个体创作的小说和音乐，也难以摆脱被谎言强奸的命运。尽管这并非创作个体的本意。中国才华横溢的著名作家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可以明确感到作家对其小说背景，义和团时期历史的理解完全来自官方教科书，虽然这种理解并不直接导致他的创作倾向。另外一些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可以证明，知识及其结构对文学创作有致命的影响，作家往往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浪费他们在创作中诉诸的情感，虚掷小说所表达的价值观，因为他们借以构置人物情节的历史并不是历史而是谎言。这往往导致小说人物、情节越逼真，则小说文本越荒谬，作品越缺乏阅读价值，越带有极权社会的色彩，虽然作家本人为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做出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没有办法，因为这种困境的产生并不是智慧的问题，仅仅是资讯的问题。
当代中国严重的断代现象导致每一次朝向真正变革的努力都缺乏历史资源可寻，缺乏历史教训可总结，没有经验可供参考，总是重新开始，甚至从负开始，无法成为一个连续的、至少在运作层面上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天安门运动实际上就是如此，它从产生到酝酿到发展到结束都是全程的孤立运动。于此相关的是，当代每一代反抗者都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前无古人；而每一代因关进监狱、或因逃离国门而封口的前辈，都只有看着后来人重复自己先前犯过的错误而帮不上忙：人家不信任你！不知道你是谁？就如同八九年天门学生总是倾向于拒绝听老一批民主人士的劝戒一样。
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断代，对于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而言，是无休止地消耗、毁灭内部转型动力和资源的灾难。为什么一百年过去了，关于中国的未来，国人仍旧在重复着百年前的话题：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西学或是中学？政体还是文化？民主还是科学？武装革命还是和平演变？为什么半个世纪过去了，百年前的历史人物，从最早的冯桂祥、张之洞、李鸿章到康有为、严复、梁起超、孙中山再到胡适、陈独秀，仍然是当代人发现、发掘和重新评价的对象？当我们为时已晚地借自由世界的学术自由之风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官，出任英国的使节郭嵩焘发掘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即便是现在自己被人骂做汉奸的学术言论，也早在一百二十年前被他说过了，而且他那时候就已经被人骂成汉奸了。一路骂到今天，我们的语境几乎没有改变。原因除了国情没有改变之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被人为地切断，民间的大脑则由此被关进了囚室而缺氧萎缩，记忆被切断而感知功能麻痹。更加可怕的是正如哈维尔的描述：这个社会习惯禁闭的生活，逐渐失去了解过去和现实的兴趣。而且它根本不知道它不知道。
东欧社会人权化之后传统文化的迅猛复苏从侧面证明：一旦坚冰被打破，记忆和知觉就开始复苏，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头摸索、找寻自己来时的踪迹；发现、发掘被埋葬被阉割被扭曲的“旧闻”，以便重建自己的历史，以便在真实的历史上基础上，重新发现自我，确认自我。
不过现实是什么？这仍然是一个问题。现实不是一个独立的平面，也不仅仅是一个漫长画卷的开始，它不以看画人所站的位置为中心或者起点。你不能总是以自己的年代作为中心或者起点，按照自己的理想设计一个精彩的未来。现实确确实实是历史的延续，而且它必然要拖泥带水走向固定的未来。现实是历史的一个横截面，是一副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点一个面。历史因而是解释现实的最佳角度。人们必须知道现实不是莽空出世，它并没有父母双亡，而且它必然子孙不断。国内一个网站上登了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六十多条语录，条条精妙绝伦。我记得似乎是第32条说的是：“共和50多年了，终于让人们知道了什么不是共和”。我敢断定这句话是观看前不久被禁的“走向共和”大型电视连续剧的感想。那部片子，从一百五十多年前写起，一直写到一百多年前。描绘了近代中国政治体制从帝制历经宪政走向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共和的过程。其中没有一句话、一个细节涉及当今建政5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及其性质。只是由于片子演示了历史上中国“帝制”、“宪政”与 “共和”之间的历史纠葛，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窃取了孙中山先生“共和”体制的名字，而没有半点共和国的实质内容。可以想像，如果不是这部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人们的语言里，文学作品里、歌词里，甚至八九天安门自由运动的口号里歌声里，恐怕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充满“共和国的旗帜”、“共和国”的“庄严”，“共和国的历史”，人们恐怕还是无法了解当今社会从来与“共和”无缘，而恰恰是对民主共和理想的背叛。断代的现实必须与历史接轨，才能看清它的本质。
所以，要想改变断代的情况，必须从改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