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大饥谨之后的1964年，懂事的时候，文革已呈癫狂之势，记忆里最早、最可怕的事是听村头高音喇叭的声响。喇叭一响，母亲便会吓地脸色苍白、双手发抖，菜刀切着自己的手指。母亲会指使我:去看看，是不是又要开批斗会啦。我常常跑出门去，不用到门口，立即就会惊惶失措的跑回来，后面跟着一帮被当时的老百姓称为“文攻武卫梆子队”的人，他们是来揪斗我爷爷的。
我的家乡在青岛远郊，大沽河的东岸，胶济铁路的北侧。整个内战时期一直是国共两党精锐军队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1947年秋，我爷爷开酒馆外出要账，因为喝醉了酒躲避不及被国军抓了壮丁，三天后在老乡帮助下逃回家来。这本来在也算不得甚么太大的罪过，因为常年战乱，家乡兵匪如毛，有的人甚至共军、国军、皇协军还有叫不上名堂的游击队统统干过，村里没有当过兵、没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玉米地里的高粱一样，分外现眼。爷爷他们反而“泯然众人矣”。
可偏偏我父亲是村里最大的走资派──大队书记，虽然此时已经拱手交权，造反派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不能不拿我爷爷的“历史问题”开刀，意在批臭老子，株连儿子，将我们李家永远赶出沙梁村的“政治舞台”。
知识界人士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一直是憨厚、朴实、最多再加一些顽固和愚昧，其实，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即便是农民，一旦与权力和政治有染，也立即会变得阴狠狡诈、歹毒凶残。因为父亲为人清廉，年轻能干，群众威信很高。他们没办法搞倒我父亲，只好在我爷爷的问题上做文章。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爷爷的问题突然升级，由历史反革命变成历史、现行双料反革命。原来有人告发我爷爷咒骂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杀头大罪，而且将株连全家。
爷爷是个瘦弱的老头，个子不高，满脸皱纹，咳嗦起来惊天动地，母亲总担心他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是得了哮喘病。我还记得村里大喇叭一响，母亲就脸色灰白，双腿发颤，我就知道，又要开批斗会了。每次开批斗会，爷爷都会被揪到学校操场上的高台子上，弯着腰，撅着屁股，脖子上挂着木牌子挨批斗。
我还记得，即使是炎热的夏天，爷爷开批斗会也要穿着黑棉袄，母亲说，穿棉袄，挨木棍时痛得轻一些。
指控爷爷咒骂毛泽东是比他当历史反革命更冤的冤案。不管是抓壮丁还是自愿参加，爷爷毕竟当过三天国军，说他历史反革命还有点因由（其实爷爷何尝知道甚么革命反革命），但说他咒骂毛主席用我们家乡的话说纯属“没有盐做出酱来。”
我伯父五十年代参加了共军，驻扎北京，常常几年不能回家探亲，爷爷想念儿子，酒后骂街：“当了八路连爹都忘了，甚么东西!”
这本是抱怨儿子的话，十年文革，到了别有用心地人嘴里成了骂八路，后来又成骂共产党，最后变成骂毛泽东。
爷爷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我们家好像一下子陷入了灭顶之灾。在学校宣传队的姐姐被老师通知不准再演节目了，哭着回家告诉母亲，我看见母亲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嘴唇咬出了血印子。后半夜，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听到母亲跟父亲商量甚么。性格刚烈、倔强的母亲说：“当了反革命家属，孩子们连地主的子弟都不如，不如一把耗子药包到饺子里，全家死了干净。”父亲沉默不语，埋头抽烟，在明灭的烟斗火光中我看见了他铁青的、被痛苦扭曲的脸色。
我吓得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紧紧咬住被角，只有5岁的幼小心灵一下子被巨大的恐惧吞噬了……
第二天开始,我拒绝吃任何东西,也拒绝跟母亲在一起,我总是紧紧扯着姐姐的衣角,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姐姐觉得奇怪，反覆问我，我闭口不言，这个差点吞噬了我的生命的关于恐惧的秘密，我一直保守了35年！
后来，虽经造反派反覆折磨、拷问，爷爷到死也没承认自己骂过毛泽东，这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也最终没有给我家戴上。
母亲多次说，你爷爷做了一辈子糊涂事，临死的时候做了一件明白事，不然咱全家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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