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物资的匮乏，那时的中国实行的正是高度集中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平时，许多商品的供应都需要凭票。春节时，各种各样的票证就更加不能少了。每到春节前，街道居委会就要给每家每户发放供应春节物资的票证，比如，猪肉票、鱼票、糖果票、瓜子票、花生票，甚至还有香烟票、白酒票……等等。从这些票证中，人们不难感受到当时老百姓的物资匮乏和生活窘迫。父亲总要我和姐姐拿着票证到政府所指定的商场去购买，因为，父亲白天要忙着上班，而我和姐姐正好放寒假在家休息。
“文革”时期的购物，尤其是购买生活必需的紧俏商品，是一份苦不堪言的差使。在商场门前，购物的人们总是排着长龙般的队伍。我和姐姐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队伍里随着人群慢慢地蠕动。令人气绝的是，好不容易排到了柜台前，面容冷若冰霜的售货员却告诉我们东西卖完了，要明天再来。碰到这种倒霉事，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当时，连“食”这样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如此难以入手，其它方面的物质享受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玩的方面，童年时代的我压根不知道花炮为何物。
物质生活的贫困，伴随着的是精神生活的贫困。童年时代的春节是单调的，没有童话般的斑斓色彩。因为“文革”就是要“革”文化的命：不仅要“革”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命，还要“革”自己祖国传统文化的命。而春节作为民间古老的传统文化，当然不能幸免受到冲击、破坏的命运。在那荒诞的岁月，老百姓鲜有机会过过端阳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因为，它们都被当作“四旧”（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而被“横扫”了。但由于春节这个传统已经根深蒂固于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之中，不是任何极权制度所能够随意摧毁的，当时，极权者们确实不可能不让老百姓过春节。但他们对春节这一传统文化进行了肆意的摧残、改造，并赋予了极左的政治色彩。
“文革”时期的春节，老左们曾提倡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过革命化的春节”。比如，春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的语言不见了，而代之以“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类的政治语言。又比如，我记得父母同邻居们之间相互拜年，用的祝福语就常常是：“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主席”之类庸俗的政治话语。总之，就是春节要洋溢着革命化的色彩，用革命化的色彩去打击、甚至去摧毁传统的色彩。用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话来说，就叫着“不破不立”。
“文革”时期的春节还有一个口号，就是“移风易俗”。在这个口号下，民间许多欢庆春节的传统活动和仪式，如逛庙会、扎花灯、舞龙、耍狮子等，都纷纷地销声匿迹。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极权意识形态的淡化，它们才逐步地被承认和恢复。后来，国门打开，当我接触到台湾的文学、影视作品时，我发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台湾要比在大陆保存完好得多。比如，无论是侯孝贤的电影、罗大佑的歌曲，还是余光中的诗歌、白先勇的小说，都是很“中国味”的。
童年时代的春节尽管有些单调、乏味、甚至辛酸，但当时还是觉得蛮快乐的。因为，那时我们念的小学课本反复告诉我们，台湾同胞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我读小学时的一个班主任老师也曾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你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啊！”今天回忆起来，才觉得这些谎言竟是那样地荒诞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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