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饥饿后遗症”仍然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既有饥饿的尖锐记忆，又有“民以食为天”的蛊惑，中国人的味觉和肠胃系统异常敏感和发达，中国人的口腔一刻也难于停止运动，形成了习惯。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但凡餐厅、婚宴等场合，总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碰杯猜拳，不绝于耳，以致于中国人的那种热闹不能称为兴奋，而应该叫亢奋。很多外国人到中国餐厅吃饭都很不适应。在中国，任何事情到最后都演化成了“吃”这种仪式，连死人也不会放过。
我们除了正餐时候大吃特吃，在工作、开会和学习时候也几乎是人手一个茶杯，汲汲溜溜个不停。我们可以常常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在很多开会的场合，除了人手一杯，还有矿泉水、水果、瓜子甚至各种糖果和糕点，让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在接待老外时常常是谈判还没有开始，一场接一场的宴席就先摆开了，没有时间和效率观念。必要的接待是可以的，但过于铺张就会引起外商的反感：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又不缺饭吃。纯粹拿别人当灾民了。再说，别人可能会担心，我投资了会不会也被这样吃掉？
在西方琳琅满目的商店、清净的餐馆和空空荡荡的机场里，那争前恐后、挤作一团的一定是中国人，而且是见多识广的上层精英，他们已经移居到物质天堂，他们大多有体面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他们还在争抢什么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多次发生“抢购风”，人们提着现金跑到商场和粮油店疯狂地抢购能够抢到手的一切，有很多东西其实根本就用不上。我们进餐时抢，乘车时抢，入学时抢，参军时抢，分配时抢，转正时抢，提干时抢，农转非时抢，知青进城时抢，出国时抢，评职称时抢……我们像蝗虫一样争抢着眼前的一切，即使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剩，我们还是要抢，就像一些暴发户买来“茅台酒”，喝一口吐一口。
这些都是“饥饿后遗症”的表现，是心理上的饥民，拿当代最出色的写食主义者沈宏非那句标志性的“自供状”来说，就是：“我是个很馋的人，我是个吃饱了依然很馋的人。”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风气。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国的商人最擅长的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不是创新和开拓，企业对所有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采取的是掠夺式开采，官员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巧取豪夺，政府部门频频出现种种短期行为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老百姓信奉的“明哲保身”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等人生哲学，作家缺乏原创精神，学者们靠考据和校对“圣人”的一切混饭吃，教师们几十年如一日地“照本宣科”，女人们的原则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僧侣们则“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人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储蓄率，中国人建立起奢华的“殉葬”制度，中国人在宴请、祭祀时的铺张浪费等等怪现状，折射出的何尝不是内心深处对明天就会发生的饥饿的恐惧和投机心理。
饥饿是藏在中国文化内核里的永动机，是我们的个体人格和民族魂！这一切才是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吃人”论断的最深层、最残酷的社会根源。这种人格已经藏不住，可以外化为文学形象，鲁迅先生曾经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来高度浓缩蒙昧的中国人，对于病入膏肓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觉得早就另有一双慧眼，为我们刻画了一幅更加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嘴脸摆在那里－－大家不妨到一部著名古典神话小说里面去找，该同志宰相肚，女人心，身体魁梧，形象龌龊，婆婆妈妈，唧唧歪歪，见利忘义，鼠目寸光，军衔很高，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玉帝“双规”，带过赎罪，最后还有一点，该君进餐时有里氏5.8级震感。
（文章摘自《吃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