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在文章中指出，工业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的高消费，而能源的重污染和不可再生性使得以能源消耗为前提的工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特别是针对中国这种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希缺的国家尤其如此。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实现文明的转型，以循环的、无污染的生态工业文明取代当前的传统工业文明。文明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命运。 (博讯 boxun.com)
与潘岳以往的文章不同的是，潘岳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敏感话题。但是，作为中共高层的理论家，潘岳的文章仍然没有摆脱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也是今日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
潘岳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表达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于美化－－“中华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农耕文明。”－－之上，更多的表现在对于西方的敌意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感上。文章中反复指出，传统工业文明比中华文明“发展性高，但可持续性差”，指责西方文明“以毁坏自然的方式征服和利用自然”，导致了“各国各民族之间严重的不平衡”。认为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冲突的根源在于“获取资源与市场”。同时，文章含蓄地暗示，西方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资源掠夺并没有停止，西方的政治家们“在工业文明衰败之际还为了最后一点剩余的短缺资源而大打出手”。
不过，作为党内的开明人士，潘岳并没有对西方持粗暴的排斥。今日的中共开放程度毕竟有了很大的进步。潘岳在文章中对于西方新兴的能源结构转变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章考察了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于风能和太阳能的利用情况，极口赞扬了欧洲实行的“循环经济”，认为中国在资源循环利用和回收等方面应当向欧洲积极学习。
潘岳的这篇文章，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文章中没有任何涉及现实政治的敏感话题，却对未来中国的走向充满了忧虑。看来，在调任环保总局后，潘岳似乎比以前老练许多，至少这篇文章所显示出的用对未来的忧虑来衬射现实的急迫，在不犯忌的情况下，让大家的思考仍然集中于对现实体制的打量。
同时，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对于中国而言，到是一件大好事。中国新生代的理论家，终于将思考的力量集中于国事民生的“问题”而不是轰轰烈烈的“主义”，这无意中符合了胡适先生“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于中国的民主化，也不是一件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