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节选朱胜文申诉书的部分章节，让大家真正理解什么叫作惨无人道。申诉书中写道：“1996年10月26日，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深夜，再次被提审。由于我再次拒绝接受在国贸城一案上对我的诬陷指控，专案组成员王林，宋铁耕等四人便一齐上来用拳打肋部，掰骼膊往上撅。因我被锁在铁椅子上无法躲避，只好大声叫喊。大约打了二十分钟，房久林进来了。他们四人也住手了。我大汗淋漓，喘粗气，直觉得血往头上涌，头昏眼花。这时房久林他们把我从铁椅子上放出来，站在地中间。（他们）问我有没有（接受贿赂），我还说没有。王林说，告诉你，案子露头的，你必须交待。我还是坚持说没有。房（久林）大怒说：告诉你，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你编也得编出来！我听到这句话，极为震惊。我完全明白了，确实有人故意陷害我。王林又说，‘别说你这点事，杀人犯杀了人，明知死罪，也得招。’接着他问我能不能说。我说，还真没有。没等我说完，王林等四个人一齐冲上来，开始踢打。接着让我跪在地上，两人按着肩膀往上掰骼膊，两人在旁边踢肋部，腰和背。他们边打边说，你不是能挺吗，咱们就照一宿来。”（《我的申诉》原文第14页）
这只是朱胜文描述的第一场酷刑逼供。过了几天，专案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暴行。朱胜文是这样描述11月初的一天深夜的： “这四个人轮番用电警棍抽,拳打脚踢。宋铁耕掀开我的衣服，用电棍触我的肚皮，腰和背部。每一触，一阵刺痛，我在地上乱滚乱躲。他们把我按到床上，往背后触电棍。我又滚到地下，大喊大叫。他们用抹布堵住我的嘴，继续打。他们突然从床上抓起一条被子，蒙在我的头上。我憋得眼冒金花，然后一片漆黑。当他们松开绳子时，我已绝望，只求一死。”（《我的申诉》原文第20页）”
在1997年7月11日，朱胜文此时至多还仅仅是个嫌疑人专案组就在半夜将他秘密押解到远离哈尔滨的北安监狱非法关押。朱胜文是这样描写他在狱中的遭遇的： “入狱后，直接将我押到一个不足两平米的地下室小号里。一只手被锁在地环上。外面三伏天，室内却阴冷，潮湿，满墙流水。我没有任何行李，晚上半卧在地上几块木板上。我只穿了一个短袖衫，冷得无法入睡，只好蜷做一团，熬到天亮。锁在手上的铐子螺纹利刃深深地嵌到肉里，几天手脖子就溃烂一圈，昼夜疼痛。每天两个小窝窝头，饿得头昏眼花。我从第二天便开始发烧，拉肚子。大小便都在马桶里，五天一倒，室内终日酸臭无比。大便没有手纸，只好用手指头揩屁股，然后往墙上抹。”（《我的申诉》原文第26页）
从申诉书来看，专案组成员对法律的践踏似乎没有丝毫界限。为了继续折磨朱胜文，专案组把他转移到一间稍大的牢房。朱胜文写道： “7月21日晚上，他们突然往我牢房里送来两名犯人。一个叫杨诚江，一个叫李宝龙，均是无期徒刑犯人。我便成了他们看管的对象，日子更加艰难。我必须从每天早晨五点半坐到晚上八点半。稍坐不直立便遭踢打。三伏天，室内三人只有一小碗水。我根本喝不到，只能要两名犯人的刷碗水喝。一天只能小便两次，五天才能大便一次。”（《我的申诉》原文第27页）
在这份万余言的申诉书中，专案组成员践踏法律的暴行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据知情人说，哈尔滨的酷刑冤案多如牛毛。仅国贸城一案中，几乎所有受牵连的人都遭受过严刑拷打，朱胜文经历的毒打和折磨并不是最重的。这里的酷刑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里的酷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哈尔滨称为酷刑之都是再恰当不过了。
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要对这座人间地狱发出最后的怒吼：“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