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案子，可能的解释就只有一个：那仅仅是公检法办案质量偶尔露峥嵘的一个真实表现，是他们办案的常态。只不过这次遇到的是农用车与宝马车这样对比鲜明的境况，人们不由地联想和质疑，把问题放大了。
今天（8日）的《北京青年报》，《兰州晨报》，昨天的《兰州晚报》，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发生在兰州和青岛的一个案子。甘肃的一个女子，在甘肃状告青岛奥柯玛公司，甘肃两级法院都判该女子胜诉，获得1500万元的赔偿；但是青岛方面对这同一案子也进行审理，这位女子被判处无期徒刑。同一个案子，在同一法律管辖下的不同地方，居然结果是如此不同。得到1500万元赔偿，与坐终生的监狱，相差何其巨大！
我无法认定是甘肃的法院错了，还是青岛的法院错了。总之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司法环境。这种司法环境让生活于其中的良民刁民都不会有安全感：法律比橡皮泥更稀松酥软任人拿捏。
这样的可笑可悲可恶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在甘肃，有个叫作马进孝的毒贩子，分别与甘肃临洮公安局、临夏公安局和西固公安分局通力合作，制造假贩毒案，然后马进孝得钱，警察得奖，皆大欢喜。再然后公安方面将案件交给检察院，检察院将案子起诉到法院，法院于是隆重开庭，审理这些惊天毒案。贩毒的惟一证据就是当场缴获的不含毒的“毒品”，公安认为是毒品，检察院不作鉴定，也认为是毒品，法院不作核实，也认定是毒品。于是，两个出租车司机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一个坐台小姐被判处死缓，投入大牢。只是苍天有眼，忽一日，马进孝落网，把他与几个公安局合作陷害良民的事如数抖出，使坐牢数百日的几个无辜百姓才得以见天日。在湖南，2000年8月，茶陵县警方在省道上查扣了重达28公斤的黄金，公安局就把7块金锭送到省里去熔化掉了，以20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株洲市人民银行。钱款分给公安局30％，检察院30％，法院40％。如果不分给检察院，检察院就不起诉，不分给法院，法院就不审判。（11月11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这就是我们的司法机关的水平，公检法就是是这样互相配合的？
其他发生在司法机关的笑料也足以让我们一乐，不妨再举几例神圣的代表国家强制力量的判决书是如何写成的。刘勇案子中辽宁高院的判决书无疑是人们见识的荒唐判决书的代表，地球人都知道了，这里不用说了。
江苏省南京市的吴进文，在武汉江汉区法院打了一场官司。判决书写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五款的规定” 作出判决的。但是《民法通则》第六十条没有第五款。于是他提起申诉。法院作出裁定。裁定书写道：“……法律引用上有笔误，应予补正，现裁定如下：将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第五款’补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七项。’”但是《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并没有第一款第七项。原来又一次错了。（2003年5月1日，《南方周末》）。
如果说这荒唐的错误是出于业务不精，把关不严，出现了并非主观故意的疏漏的话，另外一些有关判决书的笑话，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也是武汉的江汉区法院。武汉公民关玲2001年打官司追借款，向江汉区法院经济庭法官陈胜云交了一万元诉讼费，陈胜云后来给了她一份判决书。但关玲查遍该庭2001年全年的案子，也没有发现这个案件。再查法院的电脑系统，也没有该案记录。经举报后，陈胜云承认，他给人家的是假判决书。判决书原来可以从法院花钱买。（《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4月下）。发生在广东茂名法院的又是另一情形：盖有人民法院大印的法律文书交由原告亲笔填写，法官的签名由原告代劳，甚至属于保密材料的审委会的讨论笔录也落在原告手中。而原告拿着自己填写的裁定书送达银行，致使银行冻结了与原告没有关系的茂名水电公司的银行账户，扣押业务、财务章，“执行”走68万元，而按照这份裁定书，水电公司应付原告本息390 万元。判决书原来可以由当事人自己写。（见2002年9月8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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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宝马案确实是受到了来自高官与财富的压迫，这样我们的公检法至少还可以开脱说，我们是出于不得以，其实我们本质上还是好的。而如果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或诱惑，却把一桩案子办成这样，那么，哈尔滨的公检法确实是无颜立于人间给百姓指手划脚了。(稿源：红网)(作者：梁发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