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于民”还是“问计于幕僚”?

作者:傅国涌 发表:2004-01-05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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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中国青年报》刊出一篇报道《国情咨询专家胡鞍钢谈“计于民”》(2004年1月2日),在互联网上被冠以《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从“领导决策”到 “问计于民”》的题目迅速传开。假如光看标题,你一定以为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也是。遗憾的是这只不过是号称“国情专家”胡鞍钢一人的自拉自唱、自吹自擂,他所谓决策机制从“领导决策”向“问计于民”的“重大变化”并无实质性的内容,支 持他的这一观点的无非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他本人和其他一些专家受国家发改委委托,正在承担一些国家5年规划研究课题。

二是国务院领导对他们提交的国情报告(建言献策)有数十次批示,他本人曾先后四次参加两任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先后两次参加了最高层次的廉政建设座谈会, 2003年春天他在《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文中提出的9点建议陆续被采纳。他由此得出了夸张的结论:“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让这些知识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马寅初等老一代学者的经历不同,我们这一代学者有幸赶上了人类最大规模的改革与发展时代的机会。” “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即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这些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益进步,政治的日益民主,舆论的日益开放。”

这些美好的词汇一串串从他的口中吐出,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仿佛中国真的迎来了一个民主化的春天。可惜这些美丽肥皂泡在阳光下转眼就变得无影无踪。红极一时的胡鞍钢显然就是他自己口中“建言献策的智者”,他不但有“最新的知识”,而且实现了“知识本土化”,所以他为自己赶上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喜不自禁,他为领导决策问计于他而心花怒放,只是他还有点羞羞答答、扭扭捏捏,所以他要来一句“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作为遮掩。实际上,对他而言,所谓“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根本不是什么“从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民”,而是“从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我”。这个“我”当然也不一定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个如鱼得水的幕僚群体。这样的问计自古皆有,不独今天,又谈何“重大变化”?

如果真的要问计于民,那就应该无条件地允许普通公民(而不是极少数像胡鞍钢那样有通天之能的特殊公民)在任何媒体公开表达意见(而不是停留在帝制时代的“上书”、“递折子”),不仅允许他们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允许他们对政府错误决策的批评,哪怕是对正确决策提出质疑,正确的东西是不怕质疑、而且经得起质疑的。由于中国眼下的媒体都是官办的,要真正做到 “问计于民”,第一步就得开放舆论,以立法形式确立并保障民间创办媒体的自由,把宪法赋予公民的这一权利还给公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谈得上“问计于民”,在朝者才有可能真正听到不同的声音,一个决策在出台前会受到方方面面、不同利益阶层的质疑、批评,在出台后更要接受现实的考验、民意的臧否。没有民办媒体这个现代文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平台,在朝者的“问计于民”充其量只不过是问计于胡鞍钢这样的幕僚罢了。

幕僚的作用当然并不都是负面的,而且我也不否认幕僚一般都有专门知识,甚至可能是“最新的知识”,在某个专业领域占有许多资料,了解许多情况,他们饱读专业经典,说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洋洋洒洒,出谋划策,无所不能。但是由于其角色的特殊性,地位的暧昧性决定了其进退荣辱都将取决于是否能取悦在朝者,由此他在进言时便会不言而喻地考虑自身的处境、前程之类,要想做到直言无忌本已很难,加上每个人知识、见识、思想、眼光等的局限性,他们的建议、意见便有了许多的水份。

“问计于幕僚”从来都是在朝者的优先选择,历史悠久的中国更是一个幕僚文化特别深厚的国家,哪个朝代没有几个谋臣策士,有哪个皇上不问计于幕僚,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事。胡鞍钢却以以此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乃至自比马寅初,真有点不知廉耻。马寅初以“人口论”闯祸,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1959年,他还在《新观察》公开发表他的“挑战书”:“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他是个真正具有独立人格、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决不是以做幕僚为荣的胡鞍钢之类所能攀附的。

中国的幕僚不同于文明国度的智囊,因为前者依附于权势,以权势的是非为是非,看权势的眼色行事的,一句话,不需要自身的独立人格,更不许有独立人格,只是“学得文武艺,卖得帝王家”,只是知识为王者所用而已。其服务对象并不是天下苍生、万物黎民,而是视天下为囊中物、视万民为刍狗的一人或极少数高居金字塔顶端的人。而后者首先要有独立人格,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其服务对象表面上也是政府,是总统、内阁或议会,因为所有的这些职位、机构都将随民意而进退,其权力受到明确的限制,智囊团名为他们服务,实际上是为所有民众服务,他们无须向暂时掌握权力的公民卑躬屈膝,而是根据自己的独立研究、独立判断作出自己的抉择。

胡鞍钢的得意让我想到另一位同样得意、同样大红大紫、在许多城市担任着文化顾问的余秋雨。如果说前者是经济幕僚、国策幕僚,那么余秋雨就是文化幕僚。前几天,余在杭州面对一群富人大肆涂抹了一番经济和文化的口红,他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且不无得意地说,他这个“独立知识分子”从来不“骂”政府,即使“在海外演讲时也说政府的好话”,并且说这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好一个以“说政府好话”为荣的知识分子。这不止是对“独立”一词的玷污,也是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强奸。从余秋雨自封“独立知识分子”到胡鞍钢自比马寅初,形形色色的幕僚们在舞台上无所顾忌的表演,最好不过地证明了“问计于民”的时代还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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