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当然是先生走在前头），却没有预料中的雷霆大怒。两老像是什么也不知情，什么也没问。其实他们早猜到了，中国的老百姓经历那么多事情，已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吃惊了。他们以前拚命阻止我们，是为了我们不出危险。事情真出了，看到我们从拘留所回来那个狼狈相，心如刀绞，哪还忍心再跟我们闹？
过了两天，公公私下告诉我，我们被抓那天一日不归，他们已觉不妙，晚上接到电话，婆婆差点晕倒，浑身瘫软，赶快躺在床上，反复对自己说：“我不能倒下，我不能倒下，还有孩子，还有孩子……”如果不是为了爱逾性命的孙女，她可能真的就此“交了面本”（注1） 。
最后，公公像是自言自语：“唉，他就算只是只小狗，现在还在台上坐着，你也只能先听他的呀。”
公公从“解放前”就开始当农会主席，后来“抗美援朝”参军到朝鲜，入了党，立了功，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忠心耿耿，虽然在“文革”挨过整，退休后有些失落，弄不明白现在党干的这些事，还叫不叫他们为它奋斗一辈子的社会主义，毕竟他从没对党的指示说过半个“不”字，现在突然说出这种话，怎不让我大吃一惊。
但他虽那样说了，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公开表示过他的愤怒，或许他早已不会愤怒。
从拘留所出来后，我开始跟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圆圆笑脸王俭老太太联系。2000年1月中旬一个下午，王俭带我到她女儿张小梅租的套房。
房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只在地上铺些褥子，有几人正坐在褥上吃饭。他们吃得非常简单，就是干馒头夹咸菜，我猜他们一定是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功友。
那天见到几个功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其中一个是武汉来的四十多岁的“平姐”。1999年10月28日，镇压刚进一步升级，法轮功一夕从“非法组织”变成“邪教”时，她与一些功友冒着巨大风险，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北京郊区成功地秘密召开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揭露镇压的残酷。这个记者招待会在当时中国大陆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下，真的起到“将天捅了个窟窿”的作用，是外国媒体首次正式接触采访法轮功学员。当时外国记者对她们竖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敢冒着生命危险来。”“我们被发现顶多驱逐出境，你们可能要被杀头。”
1999年底，她又和一些功友策划召开99’广州法会，也就是修炼心得交流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中，很多炼功人都像被“打懵”了似的不知所措。法会上十五位学员的发言稿后来贴在《明慧网》，在炼功人中广为流传，起了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我是流着泪看完那些发言的，不知停下来拭泪多少次。每个弟子舍身取义的故事都深深震撼我的心灵，特别是＜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32岁的石家庄学员丁延（真名）写到，当她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东方的朝阳冉冉升起，她突然觉得，自己修多高已毫不重要，生命只因和正法连在一起才变得有意义。读到这里，我只觉自己似乎被一种来自天国的无限博大、无限宽广的神力托起，到了一个前所不知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个体的生命完全融于最纯正、最庄严、最神圣的天宇，在放弃自我的过程中，得到宇宙般恒远和辉煌的永生……
丁延在天安门请愿被抓后，警察将她双手反铐在背后，用脚踩着她的背，双手拚命往上提手铐，将她拎来拎去，反复折磨了三个多小时，逼问她姓名。多少次她都要支持不住，但始终咬着牙关没有说。
丁延后来参加广州法会又被捕，被判刑四年，曾先后被关押于石家庄、保定的监狱，2001年9月左右，她被折磨死于承德监狱水牢。
任重道远
广州法会第九天，警察突然闯入平姐她们的住处。当时房里只有她一人，警察将她铐在警车内，然后在屋内等着其他人回来。她想办法褪掉手铐，从警察的眼皮底下逃掉了，才又来到北京。
平姐到北京后，广泛联络其他法轮功学员，在这间租屋内召开三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参加法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这几次法会的录音上了《明慧网》，影响所及，2000年除夕，有一千多名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炼功，令某些当权者大为恼怒。
公安部门为了抓她和小梅等人，监听她们藏身的航天部（注2）某研究所整片居民住宅、办公楼，她们打公用电话时被发现，于2000年农历正月初六被捕。她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现在还在不知何方的监狱；小梅被判五年，现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小梅的男友被判四年，被关于沈阳第二监狱。
后来我又到那间租屋去过几次，见到很多各地来的功友，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法会。许多人准备除夕夜去天安门请愿，我则安排带女儿回四川老家探亲、过年。
2000年1月29日，我带着女儿上路。时值春节，外地民工都要回家过年，火车站人山人海。北京西客站偌大候车室里，密密麻麻好几千人，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检票口刚开，这些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前涌去，唯恐占不到座位或是行李没有地方放。我望着这些人，不知大家都在为什么忙碌终日？知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
我想起老师谈到我们这一亿先得法的人，曾说过：我珍惜你们，比你们珍惜自己还要多，你们是希望，是宇宙的希望，是未来的希望……我们做得够吗？我们当得起吗？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想到“任重道远”四个字，第一次体会菩萨看众生落泪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我知道我必须为这些生命尽我最大的努力。
在逃与不逃间
回到四川第二天，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与父母说话，电话就刺耳地响起来。是北京长途，牛军要找我说话！
“你认识尤敏吗？”
他怎么知道尤敏？“认识。”
“认识肖雅吗？”
“认识。”
“1月19日你带她们去哪里？”
我想起我带她们去张小梅的那间租屋参加法会。
“对不起，这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说是吧，你等着，我马上就让当地警察押你回北京！”说完他就挂断电话。
父母惊呆了，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却愁着还没见到妹妹，带来的广州法会资料怎么给她。
母亲找出三件毛衣，两条毛裤，一件棉大衣让我穿上，说拘留所很冷，警察说不定还会打人……。
我全副武装，将母亲找出来的所有衣服都穿上，呆坐沙发等着。窗外大雨夹雪，天气很冷，空气透着一股凄清。
女儿坐火车太兴奋，没好好睡，这时还没醒。看着她的小脸，我想交代母亲两句，让他们将她送回北京或督促她好好写作业，又觉多余，什么也没说。
等到中午，警察没来。我躺在床上午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乱想：“我干嘛那么傻，等他们来抓我？我跑掉呢？他们上哪去抓我？”但是，如此一来，我就只能过流亡生活了，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上班。真的就此浪迹天涯吗？我还没这个心理准备，也下不了决心。
就在逃还不逃的思想斗争中，我在家又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牛军又打电话来，问我何时回北京，我告诉他十天后，他要父亲听电话。他对父亲说，考虑我回一趟家不易，就不来抓我了，让我在家好好过个年，要父亲好好开导我，有什么事回北京再说。
不抓我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母亲推论，公安局到别的地方办案，需要当地公安配合，临近年关，很多案子需要结案，杀人案还破不了呢，又没什么大事，肯定这里的公安局不听北京的；不说别的，这差旅费归谁？ 我大松一口气，至少可以不用决定逃走还是不逃走了。
那个年过得稀里糊涂，都知道回去就得挨抓，有什么心思过年？
善的力量
2000年2月10日，我如期回到北京，天已很晚。先生告诉我，我头天刚走，第二天警察就上门，找不到我就把他弄到派出所，说是尤敏、肖雅和肖雅的男友三人到天安门拉开一面“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他们被抓后，我就被暴露出来。公安局奉令限期破案，要找到近期几次大型法会召开地点，于是我成了一个重要线索。
先生告诉我明天须去派出所一趟，如果交代出开会地点，可能就不会把我怎么样，否则就难说了。
从这时，我与先生发生重大分歧。他主张我说出来，他说那间租屋的功友应早已转移，他们能拿一间空房子怎样？我说会罚房东钱，他说罚多少钱我们给他补上，不让他受损失就是。不说的话，我就会去坐牢，何必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但我内心却有个感觉：这场镇压毫无由来地荒唐，我凭什么要配合？这是一个原则和态度问题。再说那房东如果也是炼功人，一定会受牵连；而平姐、小梅她们的工作那么重要，我也必须保护她们，我当然不能说。
我与先生争执很久，第二天一早终于做出一个介于“逃走”和“不逃走”之间的决定。也是机缘巧合，那时我们新买的房子刚装修好，公司又决定调我到新部门。于是我匆匆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在派出所上班前离家，一个人住到什么家具都没有的新居，请同事不要告诉警察我的去处。
一星期后，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叫王彬的人找我，我想不起来王彬是谁，心想莫非是哪次聚会见过的功友，便给他回了电。
谁知王彬是个警察！三十分钟后，我已经坐在开往拘留所的警车上。
快到拘留所时，王彬突然问我：“知道政府为什么那么怕你们吗？”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个功太真了，你们太有凝聚力了。”
“是吗？你看过《转法轮》吗？”
他苦恼地说：“如果我是以前看的，说不定就看进去了，可现在我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总想从书中找怎么对付你们的办法，就看不进去了。”
车到拘留所，王彬有点抱歉似地说，现在抓的法轮功人员太多，最近刚成立法轮功专案组，他不是专案组的，只得将我交给别人。
我说：“没关系，如果方便，请给我爱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点日用品来。”
接下来的三天，他每天都到审我的地方转悠。第一天他问我：“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
这时提审正逼我说法会地点，我很想讽刺他一句：“王彬，这回你可立功了吧？”但 我立刻感觉自己这一念含有怨气，而怨气就有恶的因素，不够纯善的标准。我忍住了，只淡淡点头：“送了，谢谢你。”
第二天他又来，还是同一句话：“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时我看出他为了抓我来而难受，想道歉又无从说，只好把问过的话再问一遍。我还是点点头说：“送了，谢谢。”
第三天他带着一条警犬来，逗一会儿狗后，他又问：“你爱人给你送东西了吗？”这次他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
我低下头没有答话，想起老师说的“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约束了怨气，没有恶语相向，反而让他为自己的恶行后悔难受。
逼供
一进拘留所，“法轮功专案组”的张强、马英，外加他们的科长，就轮流不停地审我。第一天，他们“好言”劝我；第二天，他们用功友的安全逼我，将我的传呼机开着放在桌上，如果我不交代，呼我一个他们抓一个，抓完了还说都是我“点”（注3）的。第三天，他们整天不让我上厕所。憋到膀胱都要爆炸时，我一咬牙决定“就地解决”。
第四天，张强一见我，就如获至宝说：“你不说是吧，人家说了！那天开会你爱人也去了，你不说我把他也拘了！反正你们孩子明天就开学了，我看你这回急不急！
说完，他就当着我面挂通先生的电话，一改跟我说话的凶狠口气，和颜悦色地说：“你爱人在我们这儿你知道吧？你能不能来一趟，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先生哪里知道他的阴谋，忙不迭就答应了。
我望着窗外的铁网高墙，一下子热泪盈眶，但我使劲将它们忍了回去，没让张强看见。
张强拿起一张报纸，好整以暇说：“怎么样？你爱人半小时就到，现在说还来得及。”说完，他埋头读起报纸，像忘了我的存在。
四天以来，提审室第一次这么安静，静得我似乎能听到张强的心跳。
十分钟后，他终于沉不住气，抬起头问我：“想好了吗？还有二十分钟。”
我淡淡一笑没答。
他又埋头假装看报纸，过十分钟又问我一次，我还是没说话。
三十分钟后，先生在拘留所门外打来电话。张强对我说：“你回去等着，他态度不好我把他也拘了！”
一个多小时后，张强又来“提”我到提审室，先生也在里头！
“你爱人比你识相，刚才已经带我们到那个地点去过了，我们已经知道是哪个楼，现在只要你说出是哪栋、哪间，就放你走。你不说，我一间一间搜！你当我搜不出来？现在让你爱人劝劝你，本来是不让家属见的，这算是特殊照顾。时间不多，抓紧说吧。”最后这句话张强是对先生说的。
先生问：“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谈谈？”
“不能！”
我看到先生有一肚子话要跟我说，得不到单独谈话许可，只好兜着圈子说。其实那天开会天已黑了，估计我跟他一样记不清是哪间屋了，就带他们到那里转一圈又怎样？出去后有多少事要做呀，某某已到北京了，我们不是说好去见他么？
他说的这个某某是全国人大代表，先生认识他，我们本来说好，他来北京开人大代表会时一起去找他呼吁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先生觉得这个理由一定能打动我，所以跟张强打包票说能劝动我。
我始终没开口，先生情急当着张强和科长说：“老师不也说了吗，大法是圆融的。”
我正色道：“大法也是严肃的！”
张强本来一直低头假装看报纸，听到这话，忘了伪装，不由自主抬起头吃惊望我一眼。
半个多小时后，张强看先生没有说服我的可能性，就让他走了。离开时，先生的眼里充满绝望与悲哀──在残酷的现实和自我无能为力之间，他感到一种被五马分尸的痛苦：“神在拉我，人在拉我，魔也在拉我……”
他曾与朋友谈起我被捕和法轮功的问题，朋友除了显示一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麻木，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混得不错，活得很好。他差点冲着朋友大喊：你活在一个连国家主席都能随时被红卫兵揪斗的国家，你觉得很有尊严吗？强盗闯进你住宅，当着你面将你的母亲、妹妹、妻子轮番强奸，你却不得不在一边鼓掌说“干得好！”你很有尊严吗？！……
“地球爆炸”救了我
先生“劝降”未能奏效，张强还是不甘心，第二天又把我弄到提审室。耗到下午，一个警察抱来一大摞书，说是刚从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抄来的。张强故意气我似的：“怎么样，你们老师的书，你想不想看啊？”然后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你帮我看看，这些书全不全。”
我走到他的桌边，一看抄来的那摞书中，刚好有两本《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我将这两本抽出来，翻到第42页，分别递给张强和他旁边的科长说：“请你们看看这里。”
他俩都满脸狐疑看了起来。这本书是根据1998年3月李洪志先生在纽约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的，第42页谈的是关于1999年地球爆炸的传言，根本就不存在。镇压法轮功后，中央电视台曾转播一个由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召开的外国记者会，会上播放李洪志先生的演讲录像。他们把演讲中“不存在世界末日”的“不”字剪掉，再将其他一些讲话掐头去尾重新组合，演讲就变成在“宣扬地球爆炸”，最后再解说许多人就是被“地球爆炸说”吓坏才炼法轮功的。这样一来，炼法轮功的人就变成可笑的“痴男信女”。我看了电视后，曾给宗教事务管理局写过一封信，特地查过书上说地球不会爆炸是在第42页，所以这时才能一下子就翻到那儿。
果然不出所料，张强看着看着脸上表情就有点变了。他看完后抬起头来望着我，一脸茫然。
我问他：“怎么样？我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了吗？政府为什么说我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
五天以来，他第一次像泄了气的皮球：“政府什么时候说你们老师宣扬地球爆炸了？我怎么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你是法轮功专案组的，看来你还得加强学习。《人民日报》1999年7月22日社论＜李洪志其人其事＞里面有个小标题就是‘鼓吹地球爆炸’。”
他替一个撒谎的机器工作，也够难为他的了，何必再戳穿他呢？
科长早就把“地球爆炸”那段看完，这时突然抬起头：“就这么结案吧，她不说算了，在笔录上一律写上‘不说’，让她签字就是。”
张强飞快在笔录上写了一连串问题和“不说”，让我签字画押。我一边签字，他一边还有点不甘：“好，大研究生，敢情你的那点学问全用在法轮功上了，你们老师讲的话在多少页你都知道！”
就这样，我的“案子”总算了结，他们将我往牢房一放，没再去啰嗦我。
邪不胜正
半个多月后，张强突然又来“提”我。提审室坐着两个警察，见我就说：“可找到你了。”他们两个都是沈阳来的，在北京整整找了我一个星期，才查出我已经进了拘留所。
听到“沈阳”二字，我即猜想莫非与赵志坚有关？
赵志坚二十八岁，是沈阳一所大学老师，两个月前我在一次心得交流会上见过。他是镇压“取缔”禁令刚出来四天后，沈阳市第一个只身南下，到北京“顶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他被抓回原籍后，省长、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他的“案子”。警察对家属说要将他当成“现行反革命”枪决，他母亲吓得当场昏过去，吃了十八粒“速效救心丹”才救过来；他父亲天天去找他妻子“拚命”，怪她没有阻拦他去北京，要她赔他儿子一命；他妻子十三天内体重少了二十多斤。
他是沈阳拘留所里第一个法轮功学员。孤独曾让他异常痛苦。
不过，同牢房的犯人很快就开始叫他“赵老师”，对他说：“赵老师，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只有你是做好人进来的，你要炼功就炼吧，我们替你看着警察。”
后来他们将他审来审去，审不出个名堂，找不出他有什么“背后操纵者”。他们想他是大学毕业的，还专门派个有大学文凭的警察来劝导他。这个警察劝导他一天后，突然问他：“哎，你看我这人要修炼的话，根基如何？”
半个月后他被释放。法轮功被打成“邪教”，他再次进京上访，我就是这次见到他的。
精神院偷渡迫害记
我正猜想时，年长的那个警察问道：“你认识沈阳的王艳吗？”
刚想说不认识，我突然想起王艳是肖雅的嫂子，也是法轮功学员。她辗转得到两份被关在沈阳一家精神病院的学员所写的资料，详细揭露在精神病院饱受迫害的情况。王艳将那两份资料寄给我，企盼能将法轮功学员被关于精神病院的消息传递出去。
两份资料传到我手里，已被揉得不象样了，不知是经历多少关口多少惊险才到达。一份资料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写的，她和女儿同时被关，挨过无数次电击；另一份是名四十多岁的女学员写的，她到北京上访被抓，被送进精神病院前，曾先后被关于北京和沈阳八个不同的看守所，其中一个看守所的饭菜不是有老鼠屎，就是有蟑螂腿或苍蝇头。
我将这两份资料输入计算机，然后把磁盘拿给一个会上网的功友，请他发给明慧网，那已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原来这两个沈阳警察是为此而来。他们告诉我，那两份经我传出的消息上了网，令某些人异常恼怒，当时正在北京开人大会的沈阳市党委书记和市长被责成亲自查办，一定要将消息走漏的渠道摸清楚，两警察到北京后还被召去“面授机宜”。
新一轮的“逼供”又来了？果然，他们先问我是不是收过王艳寄的资料。我承认了，他们再问，“将那两份资料怎样了？”我说输入计算机交给别的学员了。
“交给哪个学员了？”
“对不起，无可奉告。”我将心一横，打定主意不管他们怎么逼，我都不再说。
没想到两个警察听完却没动怒，年轻的那个边写边笑说：“你们炼法轮功的都这样，说自己什么都行，一轮到别人的事就说什么也不行，是不是？”
他的语气除了诚恳，居然还有赞赏。意外之余，我又想起赵志坚。我想，沈阳一定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大法弟子，才会使这两个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有这样的印象和好感。
年轻的警察写完让我签字画押。原来这就是他的“问讯笔录”，上面只简单写着我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以及我们刚才简单的对话内容。他们大老远跑来，又下了那么大的功夫找到我，就这么算了？
看来还真是如此。我签好字按上手印，年长的警察叹了口气站起来，似乎比我还盼着这件事早点结束，好回去交差了事──他们两人明显地都在应付差事。
我举着沾了印泥的食指，想找张纸什么的擦，年长的警察忙说：“在面盆里洗洗吧，打点香皂。”
审讯室里有个脸盆，是警察洗手用的，从来没有给被审问的人用过。
我打上香皂在脸盆里洗完手，年轻的警察又指着一条新毛巾说：“擦擦手吧。”
我犹豫一下，年长的那个说：“嗨，你管它那么多呢！还不是公家的钱买的，使一下又怎么啦？”
他们站在原地等我擦净手上的水，然后收拾好文件将我送回牢房。临别时他们郑重邀我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沈阳看看，好象我是他们已经认识、敬重多年的老友一样。
（待续）
注：
1、“交了面本”：上一代大陆人对“死”的另一种说法。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都实行口粮供给制，一人一个面本，按定量购买米面，死了就得上交。
2、 航天部： 隶属于国务院，负责航空航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运用的部委。其下属北京市航空航天部703所、第一计量测试研究所等，均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办公楼及职工住宅占地很大。
3、 “点”： 中国监狱的专用词汇，意指向警察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