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间维权正自发地走在这一轨道上──以关注人权个案的方式来推进制度改革。换言之，维权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全无任何人工设计，而完全是自发形成的。在不太敏感的人权个案上，民间的公开关注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区域内，民间智慧很善于在模棱两可之中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合法性空间。比如，在孙志刚案上，民间就充分利用了罗干等高官的表态，大胆呼吁公布真相、惩治凶手、违宪审查和制度变革，最终导致收容遣送的提前废除；在某种程度上，民间对延安黄碟案、李尚平案、孙志刚案、李思怡案、黄静案、孙大午案和拆迁户自焚反抗的关注，之所以能够成为众多体制内学者的发言机会，就在于民间制造出了一定的合法性空间来表达自身的权利诉求。而对敏感的人权案，如刘荻案、杜导斌案、郑恩宠案，民间则表现出越来越勇敢的良知，不但利用体制本身的模棱两可，而且不怕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
互联网为民间维权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平台，网络成为民间的维权和议政的聚集地，1,几乎所有的民间思想网站，皆把民间的维权和议政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公民李健还创办了“公民维权网”，60名国内著名学者担任该网站顾问；“学而是”、“春雷行动”和“民主与自由”等网站，大都开辟了旨在维权的专门栏目；2,网民的个人发言和相互交流，形成以网络为舞台的维权结盟。3,全国各地皆出现了类似思想沙龙的网友聚会，请著名学者与网友当面交流，维权是此类聚会的重要话题；4,此起彼伏的网络群体签名维权，已经成为民间维权的最明亮的聚光点。
同时，民间维权对个案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转瞬即逝的阶段，而逐渐形成特定的人群对某一特定个案的持续关注。如果说，在整个九十年代，长期坚持的维权只有天安门母亲运动和九十年代末开始的法轮功维权运动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知识界的维权运动也开始出现长期坚持的持续性。比如，余杰等人对“新青年学会案”的持续关注，从四君子被捕一直持续到现在；杜导斌、王怡、杨支柱等人对刘荻案的持续关注，先后发动三次颇具规模的网络声援签名；任不寐等人对李思怡案的持续关注，通过互联网发起接力绝食，既为了悼念小思怡的亡灵，更为了活人的良心安顿；高耀杰、万延海、胡佳等人对爱滋病人的人权问题的关注，王力雄等人对西藏活佛阿安扎西案的关注，李健、温克坚、李建强等人对黄静案的关注，记者石扉客对李尚平案的关注（他对此案的个人调查将近一年半，在关天茶舍创造了六万多点击率），胡星斗、许永志等人对孙大午案的关注……都不是过眼烟云的点到为止，而是采取追踪调查、网络签名、座谈会、请名流呼吁等多种方式的持续关注。
现在，这种持续关注，不仅是道义声援和司法救助，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帮助，民间自发为受害者及其家人募捐，并将募捐启示公开张贴于互联网上（如黄静案、罗永忠案、杜导斌案等），已经成为民间维权的又一大亮点。
在不太敏感的“延安黄碟案”、“孙志刚案”、“孙大午案”上，民间维权曾取得了程度不同的实效。现在，敏感的刘荻案也出现了一丝转机（当然，对这些实效并不能过于乐观和盲目拔高，因为与绝大多数个案的石沉大海相比，这几个个案简直就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刘荻作为一个活跃于互联网上的女大学生，她的被捕在大陆民间激起的强烈反弹，是同类案例中前所未有的，连续三次网上签名声援，总人次接近三千。正因为她得到了大陆民间的持续关注，才会在国际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内外压力合流的结果，才会为刘荻带来获释的可能。
2003年1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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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民间自发维权，在不断测试官方的容忍底线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挤压官权和扩张民权。现在，知识界的民间维权正在由分散走向聚合，由擦边球走向直言不讳，由勇气匮乏走向勇气初现，萎缩了多年的社会良知正在逐渐觉醒。这些进步皆是民间维权运动日渐长大的信号：1,道义勇气正在不断增长，已经代替了一压就装死的怯弱和聪明，而越来越敢于尝试对官方镇压公开说“不”，表现为一种来自道义支撑的大智慧！2,民间维权的声音也不再限于分散的个人发言，而是群体性的伸张权利。比如，对极为敏感的一系列文字狱的民间关注，掀起了网络维权的一个接一个高潮，刘荻案和杜导斌案尤为典型。
绝非巧合的是，发起“我们愿陪刘荻坐牢”活动的杜导斌，在签名还没有截至之时，就真的坐了独裁的黑牢，而民间各界对杜导斌案的强烈反应，其模式与刘荻案非常相似，而且动员规模更广泛、道义感更强烈。国内率先发起了网络签名，接连出现一个声明和一封致温家宝的公开信，签名的人员组合中，出现了少见的体制内外自由知识份子的合流；在国外，出现知名汉学家、华裔学者的集体签名信、海外民运组织、诸多中文媒体成立的“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多个国际人权组织、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和国际笔会……合流的现象，签名者也跨越了美国、欧洲、澳洲、香港、台湾。截至11月23号，在声援导斌的两份文件上签名的人数，已经高达 1600多人。
“愿陪刘荻坐牢”的杜导斌真的坐牢了。令人振奋的是，当杜导斌被捕后，民间维权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出现了公开张扬的前仆后继，那种罕见的勇气，既令人揪心，更令人振奋。身在国内的王怡、赵达功、北冥等人，发出“我愿陪杜导斌坐牢”的声音，那种“用我们的身体，填满他们的监狱”的决绝，颇有鲁迅所谓的“自蹈死地”的意味，与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在法庭上的精彩自辩一样，都表现出一种清醒而冷静的大义凛然。从王怡接受采访时所透露的心态上看，这勇气绝非卤莽行事，而是对可能降临的灾难，从心理上和技术上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并将自己的经验公开与别人分享，从中透露出民间非暴力反抗的坚韧。
反抗强权和捍卫自由的勇气，只有落实为个体践行，才有真正的力量和效果。这勇气，既来自个人良知，更来自个体之间的相互激励，二者的合流形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间正气。这正气，必以坚定信念、鄙视怯懦和高度凝聚为前提，它的出现再次验证了监狱关不住自由、暴力击不垮良知的普世公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可怕的不是物质贫困，而是灵魂的阴暗或良知的贫困。所以，圣雄甘地才公开宣称：“我宁愿冒千万暴力的危险而不愿使一个民族萎靡困顿。”
在后极权时代的寡头独裁之下，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格局日益凸现，哈维尔提倡的“无权者的权力”──活在真实中的道义正当性和良知勇气──正是民间维权的最大资源。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质富有，而是无形的精神源泉，在西方是履行“神圣天职”，在中国是践行“天地良心”。只要民间拥有了“得道多助”的底气，民间维权就开始走向成熟：从事可能带来危险的维权善业，决不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化的坦然；不诉诸转瞬即逝的仇恨和激进，而诉诸于坚韧长久的宽容与渐进；不追求人为的宏大纲领和一夜巨变，而致力于自发经验的积累凝聚和制度改造的点滴进步；不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权谋，而坚守普世道义的底线原则；不求立竿见影的即时效果，而着眼于长治久安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不在体制内政改停滞的现实面前徒然悲叹，而始终保持对民间力量自发扩张的乐观信心。
凡是独裁制度下民间自发的非暴力维权，特别是对处于不得不伪善阶段的恐怖秩序的挑战，民间除了道义正当性之外，再无其他可以长期凭藉的基础性资源。在此意义上，民间维权的中坚力量，必须表现出先讲是非而后讲效益的道义坚定性，甚至就是一种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的大义凛然。惟其如此，民间维权才会树立起人权的尊严，才会具有一种平静、理性、乐观的自发坚韧：民间维权所追求的优先目标，定位于人性尊严的恢复，而非仰望救主的卑微；推动民权的渐进扩张和制度改革的点滴积累，而非一步登天和既得利益；以善意、理性、和平的方式持续地表达民间的权利诉求，当然也希望得到政府做出平等的善意、理性、和平的回应；我们不追求镇压和牺牲，更不想成为新的烈士，但我们决不怕镇压和牺牲──仅仅为了“愿陪杜导斌坐牢”的悲壮尽快绝迹，为了中华民族不再需要反暴政的烈士。
2003年11月26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