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25岁的王先生做工艺品生意。他回忆说：“过去家里根本雇不起女佣。富裕人家也没有女佣。”
王先生说话之间，他家的女佣罗尤莲(Luo Youlian,音译)在一旁打扫他那空荡荡的三居室公寓。然后，她收拾起昨天晚上的残羹剩饭，开始洗刷碗筷。身材矮小的她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
罗尤莲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小时。她总是忙个不停－－扫地、拖地、擦窗、洗熨衣服，而每个月的工资约为50美元。王先生说：“她的报酬很合理。”王先生是通过一家中介机构雇用罗尤莲的。
目前，中国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佣人阶层，其中大部份是来自农村的收入很低的女佣。这是金钱改变中国社会，加剧阶级分化的最新例证。禁止雇佣佣人的不成文规定基本已土崩瓦解。薪资的增加使城市居民有钱来雇佣帮工。而外地民工的大量涌入又形成了一个心甘情愿的劳工阶层。
对于许多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雇一个女佣还是负担得起的。曹建清(Cao Jinqing，音译)是一位研究国内人口流动现象的社会学家，他指出，上海去年的人均收入已超过1,600美元，而当地三百万民工的收入只有这一水平的一半左右。此外，民工也享受不到本地居民所享有的许多合法权利和就业待遇。他们的医疗支出和子女入学费用都很高。
曹教授说：“过去，毛主席消灭了阶级差别。但随着社会的变迁，阶级差别又卷土重来。”
女佣在中国被称为“阿姨”，她们是上海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经常谈论的话题，如怎样找阿姨，怎样留住一个能干的阿姨。
在上海市区某写字楼的一家餐厅里，三个打扮入时的职业女性正在谈论找一个好帮工有多难。
王政(Wang Zheng,音译)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在过去三年里，她一直在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阿姨，以便在夫妻俩忙于工作的时候照料他们的女儿。目前，她的女儿与祖父母住在一起。她说：“两年里我们换了四个阿姨。”
最近，一家香港公司在北京开设了分支机构，推荐菲律宾女佣，称她们“顺从意识更强”。在该公司的广告手册里还有身穿红白相间制服的女佣上茶的照片。该公司称，到目前为止，它接到的问询电话大多来自外籍家庭，但也有一些国内的新贵想享受雇佣外国女佣的风光。
从许多角度看，罗尤莲是新旧中国的牺牲品。她现年32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她的双手皮肤粗糙，满是皱纹。她几乎不笑，说话时总是低着头。1998年，已经离婚的罗尤莲从距上海约300英里的贫困的安徽省来到上海。离婚使她在小村庄里处于孤立，无法养活自己和一个两岁的女儿。孩子现在与她的婆婆住在一起。
后来上海的一个中产家庭同意雇她做女佣，包吃包住，每月工资约为50美元。等她到了那户人家后，才发现他们只愿支付不到45美元的工资。
罗尤莲说：“我没有还价，因为我需要钱。”
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这家人盛气凌人地将她呼来唤去，百般挑剔，她叠衣服、擦窗户和煮饭做菜都受到监视。
最后罗尤莲不干了，另找了一户人家，这家的老头雇她来照看老伴。罗尤莲晚上就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但她很快就不得不抵抗来自男主人的性骚扰。受到羞辱的罗尤莲却不敢向有关部门投诉，因为像其它上百万的民工一样，她没有暂住证，属于非法居留。
去年秋天，罗尤莲搬到了72岁的退休纺织工赵时英(Zhao Shiying,音译)家中。赵的丈夫也退休了，他原先是商店营业员。夫妻俩的房子非常狭小，在一座没有电梯的公寓的第五层。
罗尤莲睡在一个凹室的简陋床架子上，没有窗户。由于空间局促，她与退休的夫妻俩人只能挤在他们卧室的一张小圆桌上吃饭。罗尤莲每顿饭通常会做一个荤菜，一两盘素菜和米饭。但她从来吃不到荤菜，只能吃素菜。主人们对她说，肉价很贵。“我很生气，但我能怎么样呢，”罗尤莲说，“我是佣人啊。”
赵女士则表示她从来没有亏待过罗尤莲，并对她的离去表示遗憾。赵女士说：“这是使用乡下民工的好办法。他们做那些上海人不愿意做的活。”
几个月前，25岁的私营老板王先生离开了上海，罗尤莲又没工作了。她现在每天5:30就起床，从自己租的9平方米的阁楼出发，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一家自助餐厅打工。她在那儿洗盘子，一直干到下午三点。然后，再匆匆赶去做第二份工作，为一家化妆品公司打扫办公室。
尽管遭遇坎坷，罗尤莲表示还是愿意到别人家做阿姨。对她来说，这是最好的谋生之道，而且她喜欢那种有家的感觉。
罗尤莲每个月给老家寄大约100元人民币(12美元)作为女儿的抚养费，另外寄200元(25美元)给母亲。从五年前来到上海到现在，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她只回过两次家。如今当她打电话回家时，女儿有时都辨不出她的声音了。
罗尤莲说：“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生活同上海的富人比。我相信，这都是命。那些雇我的人命好，而我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