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的11月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时评，赞扬“暂住证的另一种作用”，说的是杭州开始试点外来人口“市民化管理”（请注意，是“管理”而非“待遇”！），“在政策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尽可能给外来人员和普通市民同等待遇，凭暂住证即可办理市区公园年票、车辆注册登记、报考驾驶证、边境通行证和申请赴港澳商务活动。在试点的石桥镇，外来人员子女还可以凭暂住证就近入托和入学。”评论认为，“即便在现行的暂住证制度下，只要稍稍转变管理和执法理念，同一张证件就可以发挥另一种不同的作用，暂住证就可以变成外来人口享受市民待遇的通行证，而不再仅仅是执法人员检查身份时的证明”。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在可怕，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公安部门更心安理得地认为暂住证已有、现有或将有“市民待遇”的作用，不必考虑取消的那码子事了。其实杭州弄的暂住证的那点“作用”，用身份证完全可以办到。其中最搞笑的就是所谓“用暂住证可办理市区公园年票”，早就是这样办的了，也变成了现在新的“市民化待遇”了。而办理公园年票，不用暂住证只要身份证就给办也是应该的啊，试想，如果不是一个在这个城市“暂住”一年半载的人，仅仅是一过性的游客，他会去办“公园年票”吗？除非脑子有病。
至于“车辆注册登记、报考驾驶证”这种事情，此前各地公安出台的各种“便民措施”就应该一揽子考虑进去了。而办理边境通行证和申请赴港澳商务活动，如果仅凭暂住证而不用出示身份证的话，那是有违法嫌疑的，要知道，将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四条规定有五种情形之一的，公民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其中第四种情形就是“申请办理出境手续”。
还有那个“外来人员子女还可以凭暂住证就近入托和入学”，更是让人笑掉大牙。1999年我辞去青田县海口镇镇委书记的职务，到杭州媒体打工－－杭州市公安局颁发给我的暂住证上来杭事由一栏写着的就是“打工”，第一年就遇到孩子到杭州读小学的问题，我的孩子不凭什么“暂住证”就给就近入学了，但学校要的是“赞助证”－－钞票。我乖乖地交了两万元的“赞助费”（那几乎是我到杭州第一年的总收入！）。外来人口不用暂住证也可以让子女“就近入学”啊，只要你肯出那几万十几万的赞助费。而现在“近入入学”，可没说“赞助费”不用交，再说交不交“赞助费”，是教育部门的事，也不是公安部门能说能定的；至于所谓的凭“暂住证就近入托”，更是虚拟得厉害，因为杭州市早就出台政策入托不分外来人口不外来人口一视同仁了。
暂住证的存废，历来争议不断。现在公安部门几乎众口一词，说实行暂住证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目前利大于弊，不可因噎废食，“把脏水和孩子一块泼掉”。把一个明显违宪的制度当成脏水中的宝贝孩子，我看实在也不必惊讶。如果有一天，从“让更多的外来人员来领取暂住证”的角度出发，规定发暂住证一律免费，我看你公安部门的积极性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说暂住证对治安管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离开了暂住证就不行了，所以只能死抱不放，那么，我只好说，这反映了你职能部门治安管理的无方无能。一个简单的情况是：全世界有多少国家有暂住证、是凭暂住证弄好治安管理的？报道说，“近年来广东省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占了60%，珠江三角洲高达80%以上，深圳、东莞到了90%多，个别城区甚至高达99%”，那么我要问：你广东不是有暂住证了吗，外来人口发案率为什么还那么高？
暂住证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对外来人口“有罪推定”理念的产物，更是本位主义和本位利益主义的体现。在强调“宁可漏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司法公正的今天，没有任何理由在人口管理服务上防贼一样提防着外来人口。新华社消息说，北京市公安局决定，从11月1日起，一项针对境外人员、已经实行了50多年的限制规定被取消，今后在京港澳居民、华侨不用再办理《暂住证》了。这个制度的出台，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支配的结果？来自境外的“外来人员”就不用办，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员”就得办，如此尊重与歧视同在、仰视与蔑视并存，到底是为什么？
大道理要管小道理，这是最基本的道理。管理事小，服务事大；发案事小，公正事大；部门事小，群众事大；个人违法事小，法规违宪事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只站在本位，看到的天，注定只有井口那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