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当局昏庸无能，平时既不讲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战守之策。国防布局，因循防内重于防外的旧章，沿海兵寡力弱，又无战略机动部队。往往抽兵数千，牵动数省；且千里赴援，远水近火。战火临头，既不知敌，又不知己，仓卒应战，自然无法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战争过程中，清廷先则轻敌如蚁，继则畏敌如虎；对于战守大计，只能笼统地提出什么“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之类的陈词滥调，提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可是，军政大权却又高度集中，和战大事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前线作战，事无巨细，都决策于北京，而当时通信不便，上下情况隔膜，前方将帅无权根据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决策明显落后于形势，也不得不遵照执行。道光帝颟顸无能，主观随意，时而言战，时而乞和，时而增兵，时而裁撤，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严重地束缚了前方将帅的手脚。加之清廷对全国的战事又缺乏统一及时的指挥，以致各战区常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使英军有机可乘。
清军将领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战术呆板，指挥笨拙，只知消极防御，不善于灵活击敌。英军虽有“船坚炮利”之长，但孤军远征，不耐久战，更不利于深入内河内陆。当时有识之士有鉴于此，曾提出过引敌深入内河内陆，伺机予以奇袭、火攻等战法。无奈前线大吏和将领多数只知株守炮垒，待敌进攻，不知巧布险势，出奇致胜；只会一线设防，不知纵深机动。英军沿海沿江登陆进攻，多是利用清军设防的弱点，以舰炮正面轰击，以登陆兵侧翼上陆，行包围攻击。清军前敌将领不知认真研究敌人的登陆战法，改进自己的抗登陆战术，以致屡蹈覆辙。倘能以炮垒为中坚，设奇兵于侧后，待敌迂回接近时，出其不意地伏击或反击之，则不难收破敌或挫敌之效。英军深入广州和浙江慈溪等地时，兵单势孤，清军有过不少歼敌良机，却非但未能乘机歼敌，反为英军所败。前线将领指挥如此笨拙，岂有不败之理？！
受清王朝腐败政治的影响，加上承平日久，清军不仅武器落后，而且军纪废弛。将弁多同文官一样，养尊处优，耽于安乐，不理营务。他们或坐吃空名，冒领军饷，或勾结烟贩，走私贩私。军中酗酒吸毒、聚赌挟妓者比比皆是。遇有军事行动，公开勒索地方，强拉夫役，苛征暴敛，甚至强取豪夺，杀害良民。加以清朝统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轻绿营，造成军内矛盾，而驻守各省的军队调往有事省区时，又出现“主军”（本地军队）与“客军”（外省军队）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发展成尖锐对立，遇战互不救援，见利竞相抢夺，彼此争功诿过，甚至自相厮杀。
此外，清军不但平时欺压人民，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依然与人民群众站在对立的地位。英军每入侵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民群众便纷纷起而自卫，打击敌人，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积极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统兵大员，除林则徐等极少数有识之士外，一般都仇视人民。他们动辄诬蔑沿海地区“到处汉奸充斥”，声称“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滥杀无辜。由于无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对于象臧纡青所建议的军民结合、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的“散战”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诸实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战，军队便借机向人民群众敲榨勒索。在浙东反攻作战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军队纪律如此败坏，不仅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其战斗力也势难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