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微调”保证可持续经济增长
垚远1日报道/ 行事低调的陈东琪，其实从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时就已经是政府的“智囊团”重要成员之一。他承认中国部分行业如房地产投资有过热苗头，另外地方上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形象工程”、圈地行为也导致问题更复杂；他认为，2004年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使经济保持一个持续发展的增长趋势，避免大起大落。
作为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10月20日在中南海召开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的经济形势高层座谈会，陈东琪也参与其中。
曾先后赴美哈佛大学、贝克莱加州大学等院校进修货币金融理论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陈东琪，过去曾提出“微调”、“稳中求进”的经济政策主张，都为中央政府所接纳，而且事实证明行之有效。
陈东琪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２００３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以及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４年的经济工作，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他认为２００３年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状况最为理想的一年，第四季度和２００４年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使经济保持一个持续发展的增长趋势，可持续性发展很重要，不能大起大落。
对于闹至沸沸扬扬的中国局部经济过热问题，陈东琪认为政府不应就此过分打压经济，而只应该采取微调的方式，要把握好力度边看边调。
日前，世界银行警告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硬着陆，在2003年的“中国经济半年报”中暗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中央政府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防止地方政府让目前全国普遍出现的投资热继续升温，成为舆论的焦点。不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陈东琪表示：“目前还不是谈硬着陆的时候，世行的观点是根据上半年的资料作出，而从第3季度以来，中国通过货币和金融调控方法，一系列经济指标已发生明显改变”。
陈东琪认为，目前房地产、汽车、钢材和电解铝的快速增长，电力紧张以及信贷增长23%以上等，确实提供了一个好象是过热的一个判断依据，容易得出如果我们要把过热压下去就必须进行总体性宏观紧缩，甚至是采取力度比较大的紧缩措施，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硬着陆”。
对于目前投资过热的问题，陈东琪表示，1－9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不仅是两位数的增长，而且是30％以上的增长，速度很快，但这种增长是恢复性的增长，从最近几个月的投资增长数位估计，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可能在28％以下，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能对此过分恐惧。
此前，中国银行已采取了一些金融措施，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有6%提高到7%，回笼了1500多亿的货币，然后比较大力度发行票据和债券，也回笼了一些货币，对房地产投资的控制也有所加强，另外对地方上一些搞形象工程、圈地行为进行了一些新的管理，在扩建方面加大了限制。
对此陈东琪认为，所有这些政策都使金融市场有短期性的收紧。长期看这种局部过热要注意引导，但如果是市场行为，不是靠财政和国有银行的配套投资来实现，就不应该有直接打压的方式，否则不仅不能够解决未来的风险问题，而且有可能会强化中间的风险。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态度一向都是以稳定和连续为主。不过，面对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新形势，已经延续6年之久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显然也不可能纹丝不动的，陈东琪稳中求变的思路无疑为政府所认同。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男，1956年8月28日出生于湖南湘潭，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硕士学位后，留该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4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89-1990年和1992-1993年，先后赴美哈佛大学、贝克莱加州大学等院校进修货币金融理论和从事博士后研究。
余永定：坚定支持汇率稳定
淼野10月30日报道/ 虽然中国政府在日美强大压力下仍一直强调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但作为中南海智囊的经济学家余永定认为：“人民币不应该永远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变化”。
中国总理温家宝10月20日在中南海召开经济座谈会，就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以及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经济工作听取经济学界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些专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两个部门是中国政府重要决策的智囊团，邀请参加会议的专家都是中国政府决策的参谋。
在这次座谈会中，负笈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余永定备受媒体瞩目，余永定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由于近期人民币汇率问题备受关注，余永定陡然之间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近来美日频频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应不应该升值，升值将对中国经济?生什?影响，一时之间成?经济学界争议的焦点。就此问题，余永定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了他的坚决立场，“我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坚定支持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就一直坚定地支援人民币不贬值政策。”
但同时，余永定也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应该永远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变化，我们在决定自己的汇率政策时不应受其政治化观点的影响。他还认?，当前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中心通过计算也认?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但没有外国人说的那?多（有外电报道人民币被低估20%-30%）。”
针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余永定表示，“经济发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时机只能在事后判断。由于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这个前提已经确定，只要能够断定，现在允许人民币有小幅度升值不会给经济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可以认?当前是一个好时机。一味等待则必然错失良机。”
就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余永定强调说，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在当前还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升值或不升值，天都不会塌下来。比人民币汇率变动更?重要的问题是汇率制度问题。虽然如此，在美日政治压力下，中国政府已将人民币汇率调整将成?下一步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心。
在近日结束的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拒绝了布什总统关于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的要求。但胡锦涛还表示，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对中国的经济有利，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胡锦涛同意成立一个专家小组来研究人民币如何向浮动汇率的方向迈进。
鉴于余永定在人民币汇率研究权威，估计余永定将担任专家小组的重要角色，专家小组的意见将影响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政策制定。中国政府在下一步的经济工作中，对于人民币汇率预计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形势，但是汇率也并非将保持一成不变，人民币汇率将被重新估计，汇率将会稳步的上升。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
1948年11月18日出生。余在1979-1988年开始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又曾于1988-1994年负笈英国牛津大学，1994返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至今。
韩俊：土地流转应循序渐进
焱桦10月31日报道/ 近年来由于农村土地流转不当中造成的“失地农民”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警告，中央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上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拔苗助长。
经过多年争议，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终于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会议承认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又承诺要“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法律学者，政治学者和行政管理学者激烈争议的题目。反对者认为容许承包土地流转会恢复当年中国国民政府时代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悬殊的问题；且农民知识水平一般不高，如何有效地保障农民的各项权益，也是一个难题。问题是，在这问题上中央若一直没有定论，没有适当的立法去把这些十分普遍的交易纳入法律的框架内，只会引发更多涉及土地权益的问题。
对保守派来说，容许土地流转也有“政治不正确”之嫌。中国共产党过往曾推行“土地改革”，没收大地主农地，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后来证明这套制度无法反映多劳多得的原则，且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负面影响；到邓小平时代才下定决心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政策；及至９０年代中国市场改革如火如荼之际，农村由于土地分属各承包户，无法集中享受规模经济，更遑论城镇化。三中全会的公报，其实是为中国要加速城镇化的发展铺路。
会议公报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式。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中全会的首肯无疑是对韩俊关于农村土地流转得循序渐进观点最高认可。
韩俊，生在1960年代，山东省高青县一个到处是盐碱地、需要吃返销粮的偏僻农村，童年记忆充斥着饥饿和贫困。年迈的父母至今仍会为当年曾凑不齐5元钱学费而热泪纵横。韩俊对此始终深有感触的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因而更应该为9亿农民说话。
6月9 日《人民日报》上，他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再次疾呼：土地流转（指农民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要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稳妥有序地进行，还要把功夫放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上。要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两个关系。
而就“动人”和“动土”的关系而言，他指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实行土地流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解决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片面强调土地集中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会使相当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境。实行土地流转，要把功夫放在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和促进城镇化上，为农民稳定转移出农业和农村创造条件。
韩俊分析指出，这是因为虽然现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很多，但他们的就业并不稳定。在无法为农民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前，必须保障农民拥有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农民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民最后的一道生活安全保障。扩大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着力点应该在于“动人”，农村人口转移了，“动地”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另外，他还特别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所存在着些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有的在大多数农民不知情或不赞同的情况下，搞强制性的土地流转；有的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或者作为地方的形象工程；有的在推进土地流转时，只顾当前利益，不考虑未来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的在收回农户承包地后，甚至不对农户作任何经济补偿等。
中央政府在下一步的农村经济工作中，可望参考韩俊意见对现有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进行重新考虑，按照专家的意见，中央政府下一步的土地流转工作可能会首先建立在依法、自愿、有偿的有序土地转让制度，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以促进土地流动。
韩俊
2001年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1963年生于山东高青县。1983年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1989年获得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原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次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1993年后任《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副总编辑。1996年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