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澄清“代表”、“为公”都是意志的指向，而意志是个别的，其运用的有效性也以个体自由为条件，但政权、政党都是按照机制规律发生作用的。怎么可以将意志的自由律用到服从必然律的机制上呢？真是笨到了家！
两个平民出身的新贵，既不是看不到这副现实的图画，也不是不知它离人性的遥远，背驰，在机制的夹缝里，他们也只有以手抚膺坐长叹，抱着个“政治改革”的招牌原地颠着碎步。我们不能再忍耐了，我们是该响亮地喊出：
对中共只有推倒！别无他路！
本文是要在理论上澄清“立党之本”、“立党为公”的欺骗本质。我们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人类知识是有等级，有区分的。人的行为都是背后的知识来支配。江狼那些话都是从经验上说的，别说他就是贪狼一条，就算他的话真心实意，那些话也引不出好的果实，因为个体的人是照着意志去行为（经验），社会的功能却是服从着机制的联系在发生。人由自由意志而说的话转换进机制联系，它就不是从经验的意义上，而是从纯粹知识的角度上发挥作用。共产党那些胡说在说时只是为统治资格的占有，只要完成这种占有，社会就不再问意志是怎么说的，而是按照机制的联系来运行，来发挥必然性作用。机制就推动着共产党人的行为日益极端化，我们生活其内的社会的画面就日益野兽化。
本文要完成两个求证：
其一是：“共产党”（凡政党都一样）是一个先验综合概念；
其二是：“共产党”不是一个能被改革的事物，必须打消它能改邪为正这个念头。为了阐明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在纯粹知识，即绝对公理的立场上弄清：
一、甚么是“本”？（这里求证的是普遍之“本”）
共产党张嘴“立党之本”，闭嘴“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党风、清除腐败……到底甚么是“本”？它，他们是从来没清醒过的。
不论从甚么角度上，只要讲到“本”，就是属于纯粹学问的，是普遍知识。
我们强调人类知识有经验与理论之分，是因为人类行为有的很直接，在这样的情况下经验知觉就可以有效。但也有些行为并不直接，比如，在镇压法轮功这件事上，从直观的立场上无从指控人家有罪，人们也无从下手去迫害，但江贼可以用“人家都要夺你的权了”这个藉口转换为“邪教”，完成他畜意的指控；做为警察也是自然之人，用酷刑去治死人命对自然人来说总不是一种惬意，听血腥的惨叫肯定比不上音乐来得爽耳悦目，这里就有机制来完成种种转换：（1）“你是共产党员吗？在党受到邪教的威胁时你站在甚么立场？”-那个虽正派却很没数的朱熔基就这么在人妖的淫威下霜打秋叶！人妖是个混混，并没甚么本事，但这里有个机制作用。可将上述考问对向正执行公务的警察，再加一句：“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自然之人的警察在机制力量下就成了绞肉机器、成了狼！（2）“你是人民警察（或武警战士）吗？当你的国家受到敌人的颠覆时你应怎样？服从命令是军人、警察的天职！执行纪律！”这两种情势都是机制性服从。人的经验在这种场合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从个别有效性出发有徐勤先军长拒绝屠杀，这个事实证明出意志自由是独立的。当它演变成机制时，就是徐勤先不服从命令，就得对之执行纪律。
在个体的人，靠如何运用意志来致善；但在体制却只有靠机制力来求平衡。
经验为个别知识，用于个别事物有效，理论是普通知识，对一切事物有效。
当然我们可能从好多个角度来定义理论，其中有一个就是：理论应是纯粹知识的，因为它对任何事情都有效，它四海皆准，是公理的科学。只有纯净的知识才是普遍有效的。江狼说的“立党之本”中的这个“本”就是纯粹知识，纯学术的对象－但江狼自己却不知这一点，他是用鸡鸡肠的经验吐出了一个普遍的公理。并不是只有共产党，而是一切政党，一切事物都有“本”：本人、本文、本校、本县、本国……根本、本来、本末……我们就得求出不分国度与政治，不分阶级与信仰，对谁都绝无二致的那个“本”来。所谓纯粹知识，所谓公理就因它对任何人，任何阶级，任何价值观都一个样。像算术像数学。
先来看看“本”的最经典的理论：亚里士多德赋予“本”以“本质、普遍、种、基质”四种意义。他说：“基质是这样的东西，其他一切东西都是用来述说它的，而它却不是用来述说其他东西的。……它不表述任何东西，而别的东西却表述它”。“事物的本质，就是由它自己的本性（自然）是这样的”……
“本”是一个“是”的问题。某物“是”某物。山是山。水是水。而共产党却说它的“本”是“代表”……所以说共产党没有“本”。（对共产党无“本”将专题论述于下节）
我们想让这些真理变成一句我们都能理解的话：
所谓“本”就是使任何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根据。
从这个判断里，我们必然地得到的“本”必须是：
“本”必定是再无前因的，因而，“本”只能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或由第一原因所造成，所赋予！这判断在一切场合，一切意识形态面前都岿然不动。
那么，所谓“本”就是先于人心的。甚么是公理？甚么是纯粹知识？为甚么要如此强调纯粹知识，也就可以被领会。
有了这个四海皆准的判断，我们立刻就可以来判明一切政党的“本”，它是甚么？又是从哪里得到的？
二、一切政党的“本”
照着我们刚刚得到的：一切事物的“本”都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根据。
那么：甚么东西是使政党成为政党的根据呢？如果我们也能四海而皆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能够四海而皆准就是普遍，就只有纯粹知识才具有这一功能）那么，我们立刻就弄清了我们说的“共产党”是一个先验综合概念。这个判断是甚么意思，由于人受经验的限制，我们只看到它的可被经验的那面，丢弃了它的根本性的，先验的一面。让我们来完成这一批判：
人类意识的存在方式是政党成为政党的根据。
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存在方式”，存在不是人意的后果，是来自天的。人类意识是个人的，这不是人能主观改变的一种状况，是它的存在方式。正因它在方式上是个体独立的，才可能出现不同的个体间有相同性意识与相异性意识。政党不正就是对这一状况的意识和反映吗？
这就证明人类意识的存在方式是政党形成的根据。并不是像江狼说的那样：因为“立党”，政党只是反映意识的这种联系的，意识从根上就是照这种方式存在的，它就是这样一种联系的事实，才有了政党的。
这样我们就求证出一切政党的“本”。只要你叫做政党，不管你是山南的，海北的，中国的，外国的，统统都是这个“本”。这个“本”不是由立党者立出来的，它先于政党的被立，又决定政党的必然出现。所以“本”是客观的，不可克服的，是先天的，先于经验的。一切政党的那个“党”字都是与人的意志无关的。
这是一个纯粹知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至今也没引起我们的思考的。也是我们为甚么如此紧迫地强调对“公理科学”、对“纯粹知识”的探讨的动力所在。一切实际政党都只是对着这个现成的，先天的“党”字，综合上人的现实要求，都有一个所加上的经验与“党”的先天之“本”的相融性，符合性，是否可靠的问题。
一切政党，其先验的成分为“本”，经验的成分为末。
那可经验的人意（政党的个别性，宗旨）必须能被先天的根据所包括，又必须为先天的根据提供出实现的可能空间。否则，它就是矛盾，就陷于危机。
三、一切政党都是对政党这个普遍之“本”的经验限制
所有的政党都是这同一个“本”，只是被综合上人的现实经验。
由于我们的生命虽是从纯粹开始的，但我们的意识既是经验造成的，当然是从经验开始的，就从来不能经验纯粹的生命，谁也不知纯粹的自己甚么样，也不能从纯粹知识上来发生活动，人类的实践全是经验的。只有在常规活动碰上困难时，才来研究它的原因。人是应着际间关系的调整需要而自然地形成社会的，同样政党也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人们能知觉自己为甚么要建立政党，又是怎么建立的，却不知道政党必然形成的根据。只知自己的要求与愿望，并不知政党的“本”是先天的。不考察自己的要求、愿望与先天的本是否是相容的。就像饿了要吃，却不知道饿的生物学机理是甚么。毛泽东能记忆他们怎么去建党，怎么含辛茹苦，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他却不知道我们的祖先要不先造出政治、党派这些名称，他们又怎么去建党？！他们那十三条汉子，那五十几个人的心灵不预先输入了“党”、“政党”、“共产党”这些信号，他建的啥子党呢？但他处在那个时代，就只能为那个时代的背景所作用，就形成那个时代的任务与要求，就只能对这些任务负责，而不知考虑 “党”其实是先天的。
无论由其前的陈翼龙、江亢虎、詹天雁创建的《中国社会党》、孙文创建的《同盟会》、《中国国民党》、21年的《中国共产党》都只仅仅是创建了自己的特殊经验（意志）----把这个意志加在先验概念－“党”上，都不知那个党的“本”早存在了，既不知是把切实的经验加在先验的“本”上。也就不知自己所没创立的，客观自在的、由意识的存在方式所必然地决定的“党”才是“本”，也就不考虑让自己的实际经验（意志）服从这个客观的“本”。
像“国民”、“同盟”、“民主”、“社会”它们为甚么不至造成“共产”这么大的灾害？因为做为纯粹知识它们是开放的，可批判的，不与任何知识相矛盾，即使不自觉地输入任何新质，都不会陷于矛盾。而“共产”之做为纯粹知识是与任何知识都相矛盾的。
“民”就是“人”这个单名的复合，“国民”可表达任何人，只要没有不良人格记录的，管他乞丐、妓女、资本家、知识份子、儿子、老子……都可以参加，它适合于资本运作与平民政治这个机制。共产党却不行：若不使用外力－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枪杆子），不可能通过自然形成的平民机制而达到，所以非抢夺（革命）不可；若不使用外力－无产阶级专政，这抢来的政权也不可能造成它期望的的秩序。所以“共产”这个想法（那怕老马心里是求公正）与“党”这个意识存在的客观状态是深刻矛盾的，“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不能自圆的知识。
单纯的“党”始终是顽强地要拒绝“共产”，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一个存在着的嘛，意识又焉能不是个体的、个别的？它是个别的又焉能不构成际间的有限统一性与有限对立性呢？意识的这一状态是客观事实，不是命令它变它就变的！所以它是死命地拒绝和摆脱“共产”这个主观意志。而“共产”本来就是意志，当然要依靠他律，就要拚命用外力来维持自身！
四、共产党是先验综合概念
政党是因为被创立才有了它的组织形态的，但却不是因为被创立才有了它的“本”或“本质”的。
既是“本”或“本质”就不能被经验，被意志所创立；“本”，只可被认识；而一旦被感觉到或被意志选择到，就不是“本”。
我们请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以及共产党里一切还有天良的人向自己发问：（1）任何叫做“本”的东西能够是人创立的吗？
（2）它的反题是：由人所创造的能叫做“本”吗？那人不就成了第一原因，成了不可抗拒的必然的普遍力量了吗？荒唐！
（3）江贼的“立党”是意志的选择行为还是普遍的不可抗规律？
（4）凡是“本”的东西一经拥有是可能动变的吗？它能丢失？又可以补充？----那它肯定不是“本”！
（5）凡“本”都是不能丢失，也不能补充，因而“本”不能与时俱进。能与俱进的东西肯定不是本！
（6）“本”的本质是敞开的，开放的，始终有效的。
（7）你“是”一个人，你能“是着，是着”突然不再是人了吗？
所有的政党都是一个“本”－即人类意识的存在方式。人类意识，以及意识的存在方式都不是人造出来的，人就没有动变它的可能。每一实际政党的宗旨，是在党这个先验之“本”里起作用的。那就必须通过纯粹知识的证明对宗旨作出理义的鉴定，确知宗旨本身是无矛盾的，宗旨放进先验之“本”里还是无矛盾的，这个政党才是开放的、批判的，有生命力的。其实，开放性与生命力是同一个观念，只是在不同立场上的表达。
由“本”所决定，政党的功能只能是在政党这类事实内，又是用于互间作一用的，所以真正的政党永远不会出现“一党”局面。因为“一”让党失去了类背景，那还叫党吗？所以“一党专政”做为纯粹知识就是一个矛盾。
中国今天的危机，就是“共产党”自身的危机。是做为纯粹知识的“共产党”内的两个部份（先验的党与意志的共产）的尖锐矛盾通过机制在实践上的表现。
五、共产党不是一种可以加之政治改革的东西
无论把糖，把盐，把色投入水中，它都能溶化为一。若把红土投入水，它就不溶。无论民主、共和、自由、正义、国民、民进……放进先验概念党里它都马上亲和为一。唯独“共产”放不进去。因为前面那些概念都是意识本身，可以套到任何事实，任何关系上，就像“大、小”可以用来修饰任何事物、关系那样。我呈请共产党注意：你们这个宗旨的中心成分－“产”，是个客体事实，修饰词来修饰客体还是修饰词吗？它成了客体的状态啦，它被客体吸收了，丧失自身。比如：大来修饰像，我们再也不能往像里加任何东西了－物理事实有一个不可入性。“共”来修饰“和”，不影响它原有的开放性，“和”的真值与其他知识多不含矛盾。但“共”修饰的是“产”，产具有物性，包括不可入性。一“共”，它就只是一个状态，不能容纳任何变化，实际就是唯一，或者“只许如此”。
“只许如此”就是专制，因为“共产”这个样态不是自在，也不能自在。你若要共产就得藉助他律，美其命曰“革命”；你要维持共产还得藉助他律，美其名曰无产阶份专政。
“共产”的形态是唯一的，不变的。它以机制身份发生作用时，是可怕的，这不须再说，人人都尝过那味道。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资本的运行造成了人的出卖自身的自由的同时，它实际上还造成了一种相应的机制－平民政治，它可以自由而自然地达到社会和谐平衡，资本的平等造成的是分子社会，全社会都是分子。它逼迫出政党这种分子的制衡形势。政党是分子仍做为分子的实现形式，社会不出超分子的力量。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共产党不能实施改革！从纯知识的立场上求证不出这种可能。实践上是不会出现这个前途的。所以，中国可救可兴，共产党却不应存在！（这个命题还会多次碰到）。
(转自：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