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传”的名声不太好
有些词语，如“人权”、“民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向被当代中国所拒绝，视为洪水猛兽，提也不提。但现在进步了，也与国际接轨了，比如这次对美伊之战的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人道主义安魂曲比任何国家都哀戚动听，使人为之惊喜，也可能为之惊疑：中国也人道起来了！
另些词语，如“共产”一词，是在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而在中国则一向被奉为政治宠物。尽管现在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私产合法了，共产反倒非法了，可中国的执政党仍旧叫共产党，好像这并不妨碍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再如“宣传”一词，在西方多含贬义，而在中国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虽然盯得紧、管得宽、跟得牢的那个头头已经走人了，可宣传部还是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叫宣传部。
“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最早出现于1900多年前的《三国志》，无非是“宣告传达”之意，并无褒贬，而西方对“宣传”一词却很厌恶。
一是“宣传”的名声最早坏在17世纪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传委员会”，该会利用宣传，攻击伽利略的“日心说”，致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遭到拘禁，郁郁而终。300年后的1992年梵蒂冈教皇才平反了这一冤案。
二是“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正是：“宣传”并非空议论，笔杆杀人胜枪杆。
三是“宣传”名声坏在前苏联。1919年苏共党中央就有决议：“党的一切事业可以集中的（包括出版工作、宣传等等）就应该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加以集中。”并规定：党任命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编辑；党委给编辑部下达政策指令，并监督实行；党中央领导地方报刊。1920年8月，苏共中央又正式成立“宣传鼓动部”，对思想、言论、新闻、出版，全面实行监控。虽然此前曾经有过许诺：“只要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引自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第14页）但这从未兑现，而且控制越来越严密，权力越来越集中，终于形成了苏共模式宣传体制，其影响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宣传”成为“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使得“宣传”的名声更加狼藉。
由于“宣传”的出身和表现不好，西方国家一直对它敬而远之，怀有警惕。所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大都不设宣传部，至少是不用“宣传”这个名字了，就像现在的俄国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国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样。
美国没有宣传部，只有新闻文化总署。英国也没有宣传部，只有文化委员会。以前的纳粹德国有宣传部，现在的统一德国也没有宣传部了。中国国民党过去有宣传部，当今的台湾国民党只有文化传播委员会，下设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个部。但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部的体制和理念早已经和以往的宣传部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有宣传部的，其体制和理念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虽然老大哥活到73岁就已呜乎哀哉，昔日的宣传部也已人去楼空，改换门庭，但中国立场坚定，到了黄河心也不死，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坚持设有宣传部的国家。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并不等于他们就不宣传。中国大陆有宣传部，也并不一定非要废除。关键在于宣传理念、宣传体制如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二、毛泽东是宣传大师
毛泽东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并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后为秘密的共产党员）的演讲和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的讲课，还获得过这一项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他在湖南先后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民众大联合，宣传世界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驱逐张敬尧，是当年湖南宣传革命的一员猛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还对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愿意做的社会工作，一是教书，二是新闻记者，可见他对新闻宣传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有以上的经历和志趣，更由于他具有出色的宣传才干，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25年底的国共合作期间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主编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他工作卓有成效，对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表示“欣喜而乐观”，认为“本党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说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中央宣传部和他这个代理部长的嘉许。毛泽东视事仅数月，便已成为国民党不可替代的宣传圣手。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时代也主持过宣传工作，他是红四军的党代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重要《决议》便由毛泽东起草。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惜只选录了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专门讲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第四部分没被选录，少为人知。但这一部分对了解毛泽东红军时期的宣传思想非常重要；还因为毛泽东在敌我两个阵营都任宣传要职，可以以此来比较他指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和指导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何不同，以此来探寻他在为红军制定的针对白军的宣传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击中要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日理万机，统领全局，但他仍然紧握宣传大权，始终未曾松手。在共产党执政的各国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有过新闻学历，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而且在主政之后还一直亲自掌控宣传大权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人，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位。他对中国宣传体制的建立、中国宣传理念的形成有过很多创造发明。他在军事上打败过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他在宣传上也影响过国内外千百万人，他是一个位高超的宣传大师！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作者的勇气还不及一个老兵，如此回避，实在小气。其原因当然是毛泽东在宣传部任内实在善于宣传，所以作者拒不宣传他这位宣传部长的政绩。早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故意抹煞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的战绩。两岸一样，同根所生：为了政治，篡改历史；为了宣传，不顾事实。
三、毛式的宣传体制
（1）高度集中的大权独揽
中国的宣传体制高度集中，毛泽东亲自掌控宣传大权。毛泽东深知宣传是重大权利，谁掌握宣传大权，谁就能制造舆论，于是，谁就为是非标准，谁就是真理化身，谁就代表正确路线，谁就树立政治权威；于是，对外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对内可以操控亿万群众，对自己可以成就领袖霸业。
宣传机器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员担任。中宣部负责制定宣传政策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日常工作，但宣传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仍要听命于主席毛泽东。虽然党内也主张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可实际上党内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开会固然也不乏协商和讨论，但出现分歧时，毛泽东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最后否决权，谁都得服从于他。
事实上，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么争论，更不要说激烈争论。如果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众政治局成员或像林彪一样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或如周恩来一样委曲求全，折中调和；也可能同陈云一样称病在家，韬光养晦；但更多的可能则是大家都非常自觉也非常习惯地收回己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至少是口头一致，这就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霸气，更加纵容了他的独断独行。在宣传方面更是如此。至今还找不到有力证据来表明政治局内有谁在宣传方面敢于撄鳞，这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政治上的威权之外，谁也没有他在宣传方面的才干和经验。
毛泽东的对宣传的领导绝对是内行的领导，是权威的领导。他除了大权独揽，总负其责外，还亲自审读、修改党报上的重要文章，也不时为各宣传机构或政府部门撰写各类宣传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所写的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人民日报》所写的序言与按语），《再批判》（为《文艺报》所写的编者按），《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力透纸背，令人丧胆；即以文笔而论，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国共产党内，无一人可以写出这类文字，他人既无毛泽东的才气，更无毛泽东的霸气。
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阄恼隆Ｏ衷谖一姑淮侨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