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法官Katherine Hayden判决后，《多维时报》记者走访了以前名为皇厨（King Chef Buffet），现更名为“大都会”（Metropolitan）的自助餐馆，联系到了代女工打赢官司的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下的妇女权利委员会（ACLU）工作人员，以及牵线搭桥的华人职工会，并采访到了胜诉两名女工之一刘美英。
●背对镜头的赢家
9月29日，坐落在纽瓦克的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下的妇女权利委员会（ACLU）新泽西分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获赔350万美金的胜诉者之一刘美英到会，另一位陈淑芳在华盛顿，没能前来参加。引人注目的是，在会上刘美英背对着六七家媒体的摄像机。曾在当初的King Chef打工的David和Maggie前来支持刘美英，也是背对媒体的镜头亮相。
原来这是ACLU工作人员有意这么安排的。新闻发布会后记者采访了几位华工，在场的工作人员一再叮嘱不要给他们拍照，另外他们不让这几位华工给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为什么让胜诉的赢家背对媒体？刘美英一番话道出原委：“当初我曾受到威胁，在没有工资（底薪）的情况下每天工作13个小时；生活条件极差，老板还区别对待，只给那些男工带客人。从店里离开的那天晚上，别人已经挣了七八十块钱小费的时候，我才只挣了10块钱。我跟老板说不干了的时候，他说的是‘你能到哪去？我们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你想找谁帮忙？没人能帮你。’”刘美英说自己一忍再忍之后，还是继最先辞工的Maggie、随后走掉的阿芳（陈淑芳）之后，离开了King Chef Buffet。“再在那里呆下去我没法过正常的生活，我觉得心理上的折磨快把我逼疯了。”
美联社报导，起诉书中指控说，餐馆女工所居住的宿舍非常脏乱，到处都是蟑螂，而且还经常断水。ACLU称，这些情况已违反了联邦和新泽西的劳工法及民权法。
刘美英在今年6月曾告诉《北泽西信使报》，她们这些来自福建的女工住在Peterson某座公寓内的一个拥挤房间里，五六名男工晚上就睡在睡椅或客厅地板上，八名女工挤在一个没有梳妆台的房间内，住的是上下铺，她们不得不从另一人头上爬来爬去。
刘美英说，洗个热水澡对她们来说是种奢侈，每天要想使用一下污秽的厕所都需要排队，还经常停水断电，晚上她们只好点上蜡烛，有时只能在餐馆洗漱一下。
就ACLU调查所知，到刘美英离开餐馆时，工作了一年多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很多时候每天自己挣的小费还要被老板要求交18块钱。如今虽然赢了案子，ACLU工作人员说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考虑，不希望他们在此之后受到任何威胁，所以才这样安排。
ACLU的新闻发言人Jennifer Arnett Lee指出，新泽西州的法律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的这种工作，最少要付每小时3.25美元底薪，而她们的当事人刘美英和陈淑芳除了拿不到底薪，竟还要上交部分小费、缴纳房租，居住环境也十分恶劣，没有热水、电话等必要的生活设施，严重地违犯了新州劳工法和民权法。尤其是妇女权益方面，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当事人都受到很大损害。从今年5月开始办理的这个案子很快得到裁决，让她们很高兴。
律师Alix说她们为很多少数族裔的妇女权利问题打过官司，尤其是一些服务行业的女工，比其他大型公司和文员类工作的女性遭到更多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上的侵害。“我们希望这次判决能敲起警钟，从事这些方面的业主必须善待雇员，今后我们会敞开大门，为这些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提供帮助。”
●直面记者的述说
“我就是想讨个公道而已。”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刘美英与记者面对面了。记者恪守约定，没有给她拍照。她说出她的心声：“我离开后，怎么都缓不过劲来，后来找到David，通过他们找到华人职工会才讨回公道。其实就算是现在法官判我们赢了这些钱，我也没有指望真能都得到手，我只想让我们当初的遭遇能为人所知，能让这些不公平的事不要再继续下去，不要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再受到这样的待遇。”
刘美英回述说当初的老板安娜对福州来的女工诸多挑剔，在那里干过的女侍应生象她一样走掉的不知道有多少。同来的Maggie告诉记者：“在那里做的人很少有作得长久的，尤其是女工。”记者问了一句老板是哪里人，男工David抢着说：“就是福州人啊！都说乡亲在外相互帮忙，可是他们却反过来欺负我们，挑剔我们不懂太多英文，待我们很苛刻。”
这个餐馆的老板并不是第一次被工人告上公堂。男工David于2000年年底就和其他8人一同起诉King Chef Buffet店，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他告诉记者，他们告的也同样是关于苛刻待遇。他们还曾联系曼哈顿唐人街受到同样待遇的工人到餐馆门前示威，但是一直没有回音。“他们这样无视法庭的存在，让我们对美国的法律很困惑，这次她们（刘美英和陈淑芳）赢了对我们也是个鼓舞，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这里支持她们。”
David曾在国内江苏的大学修过法律，他说对美国的法律也有一些了解，所以才很早就想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说自己的案子一拖再拖，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处境。
华人职工会的陈薇帮助过很多遭遇大同小异的工人，她告诉记者，类似事情虽有不少，但这是较大的一项赔偿，同时因为此案涉及歧视妇女权益方面的问题，所以由华人职工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主管妇女权力方面的部门联系后，采取行动很快有了满意的结果。
陈薇在这次行动中一直负责联络和翻译。她表示：华人职工会和两个女工这次在ACLU的帮助下取得胜诉是难能可贵的一次胜利。
代表原告的另一名律师华伦(Patrick Whalen)9月26日指出，对这家中餐馆的判决是“空前的”，“这并不是一个陪审团的判决结果，而是一名联邦法官决定对那些雇主的行为进行斥责”，法官的判决结果“对各地的工人来说都是一次胜利”。
●不见踪影的店老板
整个诉讼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缺席者，那就是被告－－King Chef Buffet的老板。
9月25日，法院做出判决，责令King Chef Buffet支付157,411美元的拖欠工资，以及3,225,000美元的精神赔偿及惩罚金。而被起诉的四位老板郑安娜、郑小洋、朱本良和Frank陈，判决当天均未出席。
9月26日，新泽西当地记者打电话找到了自称郑安娜的女老板，但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了。另外一位不透露姓名的男士接电话时表示对此不知情，现在该餐馆已经是新的店主。
9月27日，记者找到位于新泽西北部韦恩市(Wayne)Hamburg Turnpike公路旁的这家餐馆，店门口的大牌子已经换作崭新的Metropolitan Buffet，但是整个购物中心门口的大牌子上缩写的King C. Buffet仍旧醒目的矗立在那儿。尽管记者刚进餐馆的时候并未表明身份，但问起老板在不在，门前两位侍者都说自己刚来不到一个月，一无所知。里面一位女工和另外两位男工也十分回避记者简单的提问，整个餐馆工作人员众口一词，都说不清楚这件事。只有前台收银员简单的告诉《记者：现在的老板姓陈，大家都称呼他陈先生，不知道他的名字。
《记者从附近一家匹萨店中了解到，六个月前后这里来了二三十中国人，在King Chef Buffet店门口示威，打着很多标语牌，从店里面也出来很多员工加入，这以后店里的人几乎都换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连餐馆的大牌子都换掉了。另外一家便利店老板Rose说她认识原来的老板，而且她认为现在老板并没有换，还是原来的老板。谈起对老板的印象，她觉得她人还不错，不明白为什么员工要告她。她还自告奋勇地说可以帮记者联络上店老板，不过，截至发稿前她还也没有见到她曾提到的那位老板。
9月28日和9月29日晚上记者在不同时间打电话到该餐馆，接电话的仍旧是前台的女孩，她说老板这几天一直都没有回来。
另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透露：她们虽然没有亲自去过店中，但是在诉讼之前和过程中曾经找专人把诉讼文件送到King Chef Buffet店，但是这个包裹被拆开后，又原封不动被寄了回来。“我们看得出文件是被翻看过的，如果是新老板，为什么会对我们发过去的文件好奇呢？”
●餐馆同业的看法
对于联邦法院的这次判决，赢得官司的华工、帮助他们的机构，自然欢欣鼓舞；经营餐馆的业者是怎样看待这件事呢？据了解，与该餐馆名称相近的位于新州中部的King Chef（KC海鲜城）以经营广东菜著名，也因这次事件被一些人询问，实际上他们完全与此无关。同业认为他们这样的大型餐馆实力比较雄厚，相比较而言自助餐馆的本钱就比较少，这么重的判决恐怕根本没有能力偿付。
一位曾经经营过餐馆的老板告诉《多维时报》，一般来说只有在服务员工作态度不好和能力不好的情况下才会被裁，如果是一个能给老板带来生意又能干的员工想走，老板一般会加薪让他们留下，像此案这样的情况还是少见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判决实在很重，那家的老板的一辈子恐怕就完了。员工面对的是一个客人，但是老板面对的是一辈子血汗钱撑起来的一个店，“他们做了老板就会更理解这种心情，不过反过来我们这些从服务生作到老板的人也理解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员工。”他的看法代表了好多同业，“法官作这个判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多少人能拿得出350万，法官自己付得出吗？作老板是要宽和一点，但员工不妨也要厚道一点，中国人讲究‘个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觉得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就够了，让这家确实对工人不好的老板受到惩罚，也补偿这些员工的损失，就达到双赢的效果。”因为不管是谁，都是想讨回公道，而不是要毁掉另外几个人、一个家庭的生活和一个餐馆的生意。
《多维时报》在采访King Chef Buffet所在的Ramapo Plaza购物中心时，一位墨西哥朋友说事情发生以后，这个购物广场所有的业主想到的首先是“这个地方的商业一定会受到影响，销售值也有可能下降”。是许多商家所担心和顾忌的，实际上这样的迹象已经出现了。
便利店的Rose说：“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绝对不会藏起来，而且一定会上诉或者宣布破产，我不希望我的活路就此断了，我也不希望我这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最后还要我的孩子来背。”
●赢了官司是否能赢钱
现在法院做出的判决并没有被执行。ACLU的律师也清楚：下一步落实法官的裁决可能困难很大，正如刘美英所说，她明白她们的这份赔偿金未必拿得到，她们也没有指望能顺利拿回来。
《多维时报》记者就这个案子，电话采访在新州开业的赵基伟律师，他分析说，这种情况下餐馆的老板有可能会上诉，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出席当天的审判，并且不见踪影，上诉可能会有一定困难。业主有可能会宣布破产，这样的话就要由破产法庭决定如何支付这笔赔偿。另外他很客观地说：被告这样避不出面，是很不负责任的，不过，他读过媒体的报导，从其中披露的事实看，感觉这项判决赔偿数额偏高了一点，“可能是针对精神损失和妇女权益方面加重了处罚？”
原告律师华伦也指出：被告餐馆宣布破产，索赔技术上会有困难。但他认为：根据了解，换了名字的餐厅仍是同一帮人经营，律师将会同法院进一步扣押业者不动产及其它财产，为原告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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