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夫妇结婚40年，感情非常笃厚，可想而知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杜老师的打击。我几次打去电话安慰他，他在电话那端只是喃喃地，“这简直是没有家了”，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苦，在电话里都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对这个“事实”不能接受，难以忍受，无法承受，已经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同时感冒、肺炎发作，前列线炎加重。而他才64岁。
杜圣修夫妇都是黑龙江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状况使我不期然地想到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中间英年早逝的太多、太多了。曾看过一篇关于著名数学家张广厚早逝的报告文学，其中提到，据对中国两万多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死亡统计，他们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10年，死亡平均年龄是58点2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68岁。在两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分子中，死于中年（40到60岁）的高达61.42％。而副教授的死亡年龄平均不到60岁，讲师更低，平均49岁。这真是令人恐惧的数字，中国的知识人在那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压榨、盘剥制度下，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
●疯狂的年代，人和羊更能沟通
常言道，人老了就开始怀旧，我还没觉得自己老，但已开始经常念叨往事。李老师的突然去世，使我蓦然伤感，联想起了许多令我至今难忘、并深深感激的老师们。
虽然我从小就挺努力，想做出点什么成绩；但很遗憾，我既没出生在高知家庭，又没成长在条件好一些的首都或大城市，而是一直在中国最北部、最边远的小城镇拼命地东找一本书，西寻一点信息。成长过程中那绝不亚于身体饥饿的精神饥饿，至今想来都感觉切肤之痛。
但幸运的是，我总是能遇到好的老师。几个星期前从网上看到黑龙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学校舍塌方的消息，情绪波动了好久，因为那正是我念小学的地方。在那个学校，有一位最早对我非常好的当时50多岁的女老师那毅。令我一直难忘和感激的是，她不仅对我的学业关照倍至，而且多次跟我母亲夸奖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对一个念小学的孩子来说，老师如此这般的赞赏，尤其是在他的母亲面前，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尊心，更成为他必须刻苦努力的巨大动力。
尽管那毅老师对学生们的慈爱、关照和耐心，超过了许多孩子们的父母，但她一直都无法评上模范教师，更入不了党，就因为她丈夫曾在国民党时代做过北安的广播站长。文革时，他们夫妇都被揪到街上批斗。我曾在那毅老师家见到过她的所谓“国民党丈夫”，一个说话不多，但开口就给人很有学问感觉的老先生。在他们狭小孤寂的庭院中，总栓着一只流露着忧郁眼神的羊。曾在关于储安平的传记文章中读到，储安平挨整之后，闭门在家，连老友梁漱溟去探望都不愿开门，只与一只羊作伴。看来那些有点自己独立思想的人，在那个疯狂的人性失落的年代，和羊等动物或许更能沟通。
●困在一间房里的中学老师
上中学的时候，我又遇到两位好老师。巴庆瑞和他的妻子孙彩莲都是我的老师，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而我正好又曾当过这两门课的课代表，所以和两位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我已经毕业多年，正手忙脚乱地准备复习功课考学之际，却不幸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被锁进传染病房。为了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上学机会，晚上通融了护士，脱下患者服，溜出医院，跑到巴老师的家里补习数学。他不仅毫不在意我是传染病患者，而且十分耐心辅导我那几乎全忘光了的数学。有了巴老师的帮助，我才顺利地通过了数学考试。
但巴老师和孙老师，兢兢业业教书几十年，却一直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却全家住在一间房子里，用帘子隔开当作各自的睡房。在这般的困窘中，巴老师还设法在两个上床之间搭了两个横杆，当作双杠练身。
●一堂课，扫倒了很多孔已己
我的大学老师们，就更令我难忘和感激。刚刚去世的李雁波老师是英语系的，来教我们中文系的公共外语。李老师不仅和蔼，心地善良，而且非常有耐心。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多想当作家、诗人，可想而知，对这样的学生掰着指头教英文ABC会多么困难。我就是其中非常抵制英语课的一个；一心只想用中文搞文学创作，根本不想学外语。再加上总是熬夜写诗、办文学社团等，所以一上英语课就打磕睡，有时一堂课从头睡到完，可李老师从没训过我，甚至都没打断我的课堂懒觉。
李老师之所以对我“网开一面”，我猜一定是与她的丈夫杜圣修有关，因为杜老师是我们这些有点叛逆思想的学生的“精神导师”。他一直非常支持我们探索、独立思考。杜老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在对周氏三兄弟、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的研究上，在国内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讲《阿Ｑ正传》时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脸色红润，精神头儿十足，说话速度有点像机关枪，好象一堂课下来，很多愚腐的孔已己就被扫倒了。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在宿舍里，学生们夸他时就亲切地说“老杜这堂课上得挺棒”，因为77级学生中，很多人比他年轻不了多少，我入学时已25岁，只算班上年纪中等的。
●保存了20年的一块石头
也许是出于偏爱，我一直觉得我的老师们很有特色、很特别。他们中很多都思想开放，对学生们的一些“出格”想法、做法不仅不阻碍、训斥，而且相当鼓励；我们可以像朋友般交流思想，而且许多观点一致。当时我主办了一个文学社团“大路社”，不仅受到杜老师的支持，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老教授陈堤还担任我们社团的“顾问”。与周老师的情谊尤其令我难忘。
周老师是知名的戏剧评论家，思想非常开放，虽然当时已50多岁，但总像年轻人一样有激情。我们这些梦想当诗人、作家的学生，常到周老师家里讨教，不仅把他当作导师，还有一种挚友般的亲切感。毕业之际，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开始，我因办社团等所谓“自由化错误”而留校反省，周艾若老师动用一切力量保护我。一直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我第三次在全中文系做了“检查”之后，周老师在家里亲手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安慰我，鼓励我。极左的校党委书记白汝瑗和副书记夏毅文找他谈话，拍桌子威胁他考虑后果，但被他当场拒绝。毕业时，我曾用家乡黑龙江五大连池的火山石，制作了一个“假山”送他留念。后来他调到北京，出任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因八九民运时支持学生而遭到整肃退休。半年前他告诉我，虽然他从黑龙江搬到了北京，但那个“石头”20多年来他还留着呢。
我还欠中文系很多老师的恩情，像资料室的王英久老师，他曾偷偷地把只允许老师看的内部书刊借给我，像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以及《斯大林女儿的二十封信》等等，给了我最初的关于自由，关于共产专制的知识，对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起了很大作用。
●仗义执言的五个教授
黑大另一位和我情谊深厚的是俄语系的李明晏老师。他喜欢文学，曾翻译了多本俄国作品。在他的宿舍里，这位似乎有着俄罗斯人豪爽气质的老师，经常招待我们这些穷学生，尤其是我们“大路社”的成员。我们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新思想”，不像师生，更像朋友。我一生第一次有人给过生日，就是他在宿舍操办的。他自制了“蛋糕”：用牛奶、鸡蛋、加糖搅拌，在火上熬成汁，然后浇在一层层饼干之间，在冰箱浸放一天，就湿润成松软的蛋糕。那是我吃过的最有滋味的蛋糕。李明晏老师后来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仍着文写书，现在担任澳洲纽省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我在黑大毕业之际遭肃整，很倒霉，但困境中几个老师曾给过重要的一臂之力，我一直铭记。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得到了《诗刊》编辑部指名给我的一个名额，去做评论组的编辑，但由于我的“自由化问题”，不仅北京去不成，学校当局还硬要把我分到中俄边境的小城爱辉（那个《爱辉条约》的地方），等于是流放。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系五位教授联名向校党委要求把我留校。他们不仅本身是知名学者，有的还有点特殊身份，例如周艾若教授是周扬的长子；李人纪教授是前中共总书记李立三的儿子；陈堤教授是萧红的同窗；吕冀平教授是中国八大语法学家之一；刁绍华教授是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由于这五个教授的仗义执言，我才得以留在了哈尔滨。
●把老师围绕成一轮太阳
正是在这些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的“大路文学社”才得到发展。今天，不少当年我们“大路社”的成员，都在文学、新闻界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几年前在美国以小说《等待》获得“全美图书奖”的哈金（原名金雪飞），是唯一来自英语系的成员；现在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庆西，秦皇岛燕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福亮，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长刘允洲，上海《海港报》总编辑薛耀先，以及天津《新晚报》总编辑，《中国法制报》副总编辑等等，都是我们当年“大路社”的成员。这还只是我近年听到的一些，不知还有多少成员已在各种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我想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对大学的老师们充满感激。
在深圳办报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家乡北安，特意宴请了已当了中学校长的巴老师。我和一群中学的同学，轮番向老师敬酒。那天他非常高兴，谈啊，笑啊。我这个到南方办报纸的记者，也被他视为有了“出息”，同桌的同学中，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主任，有的成为画家，把老师围绕成一轮太阳。
我今天多想能自由地回到中国，给所有帮助过我、我所敬重的老师们，都举行一个宴会，把同学们都找来，给老师敬酒，有一个机会，再让老师成为中心，看老师们的神采飞扬，听老师们开心的笑声。
可惜我今天无法回去，自己都已年近半百，老师们则已进入老年；只能用这篇小文遥寄对他们的怀念，但愿老师们多多保重，我们后会一定有期！
（载《开放》2003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