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十年后，回到北京，让我真的都搞不清方向了。这座城市的建设步伐是如此之快，走在其中仿佛是在体验一种虚拟的感受。除了街道的名字，一切都改变了。就拿我曾经生活过的那条街道来说吧，那些小餐馆和菜市场已经不见了，甚至连买狗皮裤子的那位老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而喇叭轰鸣的车队和失望的自行车大军则在缓慢地前行。
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北京工作生活过一年，那时，在一家出版社担任所谓的外国专家。这家国有出版社基本上负责政府的宣传工作，即把中文图书翻译成英文出版。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这些书是为谁出版的。我的工作主要是为翻译后的版本进行语言上的润色。每本书就像是大力神的探险，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更为深涩，更难翻译。我能记得起的书，一本是关于脸谱艺术的，一本是关于出土文物的，还有一套关于中医的系列丛书。与我一同工作的一位"专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润色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的所有著作。后来由于这位不幸的经济学家在政治上失宠，那些翻译稿也就束之高阁了。
好在，我们的工作量不算大，这也缓解了工作本身的枯燥。每天上午和下午，我们各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打乒乓球，午饭的时间有两个小时，所以多数人会出去买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完没了的会议，单位组织的出游活动，以及其他单位的人来做报告。那时，解放军也开始做起了生意。我还记得，一天一整个下午，我们都没有做自己的活，一位军人来推销化妆品，大家都在试妆。所以，毫不奇怪，我们的单位几乎没有任何赢利可言。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购买过我们出版的那些书。这次回到北京，我急于想了解一些以前的老同事现在怎么样了。
来到楼上，我仍然能够感觉到那种要编辑一大摞手稿的恐惧感。大楼本身还和以前一样，每一层的楼梯都有一张乒乓球台。不久，我就找到了老同事张女士。我们在她的办公室里坐下来，边喝茶边聊了起来。办公室周围仍然堆着厚厚的书稿。张女士告诉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出版英文书了，因为那没有市场。我们现在只出版中文书。我们现在甚至连校对都分包给别人去做，"她告诉我。
"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当我还在这家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有的人工资每个月只有三十多美元。"哦，要比以前好多了，"她回答说，"我们的收入现在和销量挂钩，所以有点不好估计。""那出版的书呢？肯定比较有意思吧？"我接着问道。我们都笑了起了，回忆起过去出版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书。"那些书现在根本就不会出版，"她回答说，"它们根本就没有市场。" 与过去由上级安排任务不同，现在张女士自己就可以决定出版什么样的书。当然，这种做法也各有利弊。好的一面，编辑有更大的自由，负有更大的责任，出版的书也更为有趣。不好的一面，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整个出版社每年只出十五本书，而现在这只是一位编辑的出书量。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也不都是让人高兴的事，"张女士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遗憾。"我们现在工作得非常辛苦。大家互相很少见面，人人都很紧张。"与她的交谈，让我了解到市场经济的严酷现实也最终落在了我的老单位上。这家出版社正在努力重新塑造自己，集中精力地赚钱。但是我在想，如果那些挺过来的人都觉得生活很难，那么对于从来没有选择的下岗者来说，生活又会有多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