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忘9/11？
美国人对历史的“健忘”是出了名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一晃已经过去两年，说美国人对9/11的淡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曾经贴满汽车后窗的美国国旗一晃已经褪色、悄悄退出大街小巷。小布什总统重新变成美国“脱口秀”节目的经典笑柄。不管是纽约还是华盛顿，一到周末，不管是电影院还是咖啡馆，到处都是人。难怪总统候选人、戈尔的前竞选伙伴利伯曼参议员抱怨说，“我在作竞选时，讲的是本土安全，可是没几个人问到这个。现在人更关心的是工作，医疗福利和教育。”
但是美国人真的在淡忘9/11吗？应该是没有，但是与其说是记住这一惨剧，不如说是这两年的时间里，美国人逐渐将9/11带来的伤害内化成他们自身的一部分。从一定程度讲，9/11正在变成美国人看世界和自身安全时必带的眼镜。正如写有《大难之后：美国如何面对‘9月12日时代’》的作者斯蒂文.布里尔说道他时常一惊一乍，“听到一个什么怪的声音，我马上想‘是不是那个又发生了’。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头脑中我们基本上回到正常生活中，只是一有响动，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什么不对。”
“9/11让我重新思考我们在反对着什么？”在1997年至2002年驻北京的一家美国报纸的首席记者弗兰克.朗费特（Frank Langfitt）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一直到9/11发生，我觉得美国从冷战结束后一直都在一条光辉大道上前进，这种自豪感给我个人的自信，对于当时在海外工作的我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当时对于美国来说唯一的真正挑战是中国的崛起，而这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机遇，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一定同一个强大的美国无法共容。9/11打碎了美国人的这种乐观和自信。”
朗费特说9/11使得他重新思考，作为个人，也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是否错读了这个世界。他说9/11发生后，他同另外五家西方媒体的记者从北京飞到伊斯兰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来过巴基斯坦，而只有一个人来过阿富汗。“9/11发生使我们意识到过去如此忽略伊斯兰世界，”他说。
“美国的确在世界上有‘形象问题’，”朗费特说。“美国的傲慢和单边主义激发了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愤怒、沮丧和厌恶。我们的傲慢加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问题’。我们高高兴兴地不去管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直到9/11的发生让我们跌了一大跤。”朗费特也说对美国的嫉妒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连我的英国朋友都问我‘你们是怎么做的？’。人们总是艳羡邻居的房子更大。但是无论如何，没有国家，不论其政策如何、形象如何，应该被用如此的方式袭击，将劫持的民航客机飞入摩天大楼。”
朗费特已经被报社调回一年，他说他不觉得自己的国家走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现在还没有，”他有些犹疑地说。“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制造了很多问题。”
29岁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柯林.麦克维尔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他每次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黑压压坐满人的剧院，心里就忍不住想“这是恐怖分子用生物武器的好地方”。而他每次从他所住的12层楼的窗户向外眺望，在每次欣赏风景的同时，柯林说，“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如果现在发生爆炸我该怎么办。”
柯林还是住在12层楼的公寓里，每周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并不是说他不再想起9/11。他不用想，他说9/11就是他每天生活、他看世界的一部分。
“站到我们这边还是反对我们”（With Us or Against Us）
小布什总统对待9/11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或者站到我们这边，你或者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这句话对于美国历史的影响不低于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当时丘吉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呼吁，英美必须联合起来，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
小布什的“站到我们这边还是反对我们”的讲话为9/11后美国单边主义战略定下了一个主基调，即对国际规则或是对盟友和朋友的义务的考虑低于美国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反恐怖主义成为9/11后美国举起的大旗，而美国的反恐同传统意义上的反恐有明显区别。美国的反恐战略中心是打击一切试图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恐怖主义组织或是“流氓国家”，而具体手段是2002年6月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所谈到的“先发制人”，或是更准确的说，预防性战争。他的逻辑是冷战时期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对于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不再适用，因为敌人没有领土或人民要保护，美国不能等待受到巨大打击后再进行报复。
美国的“先发制人”思想首先在阿富汗战场得以“练兵”，剑锋直指伊拉克、北朝鲜和伊朗，即所谓的“邪恶轴心”。
然而美国的这一单边主义战略让其盟国感到深深地不安，这导致了联合国因为伊拉克问题在去年秋冬的僵局。美国的主要盟友，法国和德国，因为反对美国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而同美国几乎反目为仇，不惜四处游说建立反美阵线阻止美国在联合国通过决议。
然而美国的战车还是碾过了巴格达的城门。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先发制人”思想的高峰，也引来世界的指骂。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明白地显示了他举国无敌的军力，将越战以来的晦气完全扫荡出门，但是欢呼胜利的同时，美国人也发现他们自身的限制，那就是他们可以轻易赢得战争，但是无法赢得和平。
中情局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透过我们敌人的眼睛》（Through Our Enemies’ Eyes）。其匿名作者一反众多美国高级官员的论调，称“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影响力和实力并没有因为两年来美国声势浩大的反恐运动而削弱。在阿拉伯世界中，本拉登不仅阴魂不散，反倒更加受人敬仰，引来无数追随者。这位作者说他怀疑至少在摩洛哥的爆炸案中，凶手并非是“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是受到本拉登思想的影响，从未受到“基地”组织的训练，追求加入同西方为敌的“造反”活动的一群卡萨布兰卡的年轻人。
这位作者写道，“我认为自从9/11发生以后，他（本拉登）对我们在菲律宾、也门、非洲东海岸，以及格鲁吉亚的出现乐不可支…我认为这正是他在寻求达到的目标：让美国人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同穆斯林开战。”
美国本土的“先发制人”
在另一个不被世界关注的角落，美国自己的国土上，“先发制人”战略同样在赢得反恐的战役，但是输掉赢人心的战争。
国内预防恐怖主义的“先发制人”战略更被人熟知为“阿什克罗夫特精神”。它包括两部分思想，一是曾被美国前任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所使用的“他们吐一口痰就逮捕他们”的战术（arrest-’em-if-they-spit-on-the-sidewalk tactics）。这位后来不幸被暗杀的司法部长在60年代使用这一策略来对付黑社会犯罪。按照这一思想，阿什克罗夫特决定致力于逮捕那些被怀疑的恐怖分子，只要找到一个正当的法律理由，任何法律理由，司法部就将恐怖分子嫌疑人绳之于法。
阿什克罗夫特精神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复杂些，它事关如何将人心、智慧和政策全面转向恐怖主义预防，也被这项战略的制定者称为“预防思想体系”，即除非政府首先保证民间秩序，一个公民无法行使其自由的权利。
“阿什克罗夫特精神”在美国实施的两年的一大“成果”是至少有1,200个外国移民，他们中大多数是来自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在9/11之后深受莫名的牢狱之苦。而不少美国人，包括一些参议员，对此至多是耸耸肩，说“这种非常时期，你让我们怎么办？”
美国本土的“先发制人”战略伤害的不完全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只要扛着“涉嫌恐怖主义”的大旗，美国司法部就可以将在美居留的非美国公民无限期地拘留。即使没有搜查令而仅有一个“莫须有”怀疑，美国政府可以进行秘密窃听和秘密搜查。同时，美国司法部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定义更为宽泛，甚至包括对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以及令负责国内犯罪侦查的联邦调查局和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情报局进行情报互享。本土安全部在2002年招收了百万名平民志愿者作为“线民”，以向执法机构及时通报任何可疑行为。这一项目尤其喜欢招收邮递员，设施维修工作人员和其他通过工作机会有进入别人私人住宅可能性的人。
谁赢得了9/11？
9/11将美国人扔到美国自二战结束后就一直在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前，那就是美国应该如何在一个多变而动荡的世界里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来追求自己的梦想。时移事易，9/11之后的两年里，美国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巨人，也是孤单的巨人。没有人赢得9/11，但是9/11让美国输得最多。
陈雅莉，《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卅三期， 2003年 9月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