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该做的做了
一个现代型政府奉行政经分开、官退民进的原则。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是搞好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国防与治安，一般不能从事经济活动，不能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官员必须从市场经济中退出，减少管制，限制公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实行广泛的公民自治，让民众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角。
而在我国，常常是政府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没做，或者没做好。政府把大量的时间、金钱用在了国有企业、新项目、新工程上，成天忙于上马项目、扭亏增盈、引进外资、提高产品质量等，而对其份内的事却没有做好，也没有精力和财政能力做好－－科研投入严重不足，义务教育成为画饼，文化和精神文明类于沙漠，卫生医疗令多数农民和许多工人看不起病，社会保障覆盖面小，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触目惊心┉┉。
许多官员为政的习惯性做法是，揽权，施威，掠夺；插手经济活动，动辄行政管制。一些人成天忙于开会、审批、发文件、发证、罚款、抓人，以至于各级政府都养了一大帮人专门妨碍别人合法做事，处心积虑进行掠夺，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工作。
凡此种种管制和政府功能的错位，导致社会问题丛生，阻碍经济发展，耗费国民财富，形成官僚庇护网、权力网。
管制带来问题，问题的解决似乎更需要管制，由此又形成恶性循环。
还有学者为之帮腔，寻找理论根据，说什么中国是“软政权”，权威性不够，应当加强控制。殊不知，软政权正是行政性集权、管制所造成的，上面带头违法，下面当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了；政府以文件治国，老百姓就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威性岂能不软？所以，软政权与人治、集权相伴生，而硬政权与法治、民主相关联。
政经不分、对经济的无端管制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和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的泛滥。政府抓企业和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手中掌握着配额、指标、盘子，以及政府直接办“三产”，掌握着企业的厂长经理任免权、项目审批权等，致使政府机构恶性膨胀。企业为与政府设置对应的机关，其后勤机构也膨胀起来。于是，整个社会办事效率低下，官老爷作风盛行，腐败猖獗，浮夸成风。一些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和经济“成就”，急功近利，不顾成本，劳民伤财，任期满后留下一堆无用工程，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地方财政亏空严重。
政府的错位还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经理成天围着政府转，到政府那里“烧香拜佛”，哪有精力抓经营管理？如一家工厂开办技术开发公司盖了391个公章，一个工厂的基建项目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一个工程完工时盖了上千个图章，其效率之低令人瞠目。而且，由于政企不分，未落实法人财产权，无责任主体，因此国有企业无人承担投资的风险责任。这又进一步促使大量的亏损项目、重复建设不断问世。
根据各种资料估计，目前我国一年国有资产流失4千亿元以上。仅八五期间，国有投资4.3亿元，但到八五末，前40多年所有国有资产的总和才有不到4亿元。平均每年损失4千亿，考虑到折旧等因素，八五时，每年国有资产流失也在3千亿左右。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但到2002年又新增1.7万亿，平均每年新增4千亿以上。由于政企不分、治理结构不规范等原因，一些国有企业或以国有股份为主的企业也亏损严重，如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猴王股份亏损35亿元，郑百文亏损15亿，拖欠银行25亿，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
从上可见，由于政府直接办企业，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惊人的流失。“国有”几成“国无”。
从历史上看，晚清政经不分，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最终被列强所打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曾一度是国有企业为主，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开始了私有化运动，于是有了日本的富强。历史上，西班牙殖民者搞政府垄断贸易，最终竞争不过英国殖民者的贸易自由化。西方在20世纪也多次开展“放松管制”的运动，所以，有了二战后的经济成就。中国若不叶公好龙，真想实现现代化，如今也到了该放松管制、搞私有化的时候了。
政府该做的没做
一个现代型政府莫不重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莫不以科教文卫为施政的优先。但在我国，目前科研总经费只及西方一个跨国大公司的科研经费，全国大中小学教育经费之和仅相对于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经费；而且，我国科研开发经费、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之所以如此，与政企不分的体制很有关系。由于企业的效益不好，我国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低，仅为11％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47.6％，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1.7％。这么少的财政支出，还要解决企业的停产、无资金等各种困难，不象发达国家的政府不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以，我们无资金用在科教事业上。即使是专家教授走上领导岗位，也身不由己地天天抓恢复生产、扭亏等工作，大量的资金只得扔进亏损企业的烂窟窿。因为恢复企业的生产关系到地方上的财政收入，是地方上的“命根子”，也是上级政府衡量地方领导人“政绩”的尺度之一。所以相比而言，难以短期见到效益的科教就显得可有可无了，必然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遇到困难就不要”了。
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也应是政府施政的重点，国家必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以民生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可是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国家为了甩财政包袱，搞起了医疗卫生产业化改革，医院成为赚钱的机构，但又保持了政府的行业垄断，于是，药费奇高，治疗费惊人，以药养医，以医谋财，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医院“有病无钱莫进来”，其冷漠程度竟比衙门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救死扶伤”的天职忘在了脑后。每年估计有数百万的农民、工人无钱治病，不治而亡。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26%，而中国仅为0.62%。从1990到2000年，中国的医疗费用增加了10倍，可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从1970年代末的85%下降为1990年代中的不到10%，参加医疗保险的城市人口从1993年的73%下降为1998年的56%。至今，全国还有76%的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政府片面地强调经济建设，一些地方领导只重GDP、“政绩”，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祸害子孙、殃及人民健康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致使全国环境问题突出，70%的河流水域被严重污染，20年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47%，肝炎患者占世界的75%，每年新增的沙漠化面积达3400平方公里，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很可能会在几十年中破坏殆尽。
在法治建设方面，政府更应当殚精竭虑。现在，农民权益、劳工权益的保护亟待改善。农民动辄被乡镇官员罚款、罚跪、关黑屋，被拘押、劳教，农民的声音无人听，有理无处伸，农民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中国每年煤矿死亡的人数占世界的一大半，美国每亿吨煤死3人，印度50人，中国700人。在黑煤中，我分明看到了累累白骨！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可见，政府不是没有事情可做。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国家，政府应当全力以赴抓科教文卫、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等工作，而不应当越俎代庖，去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甚至对于宏观的经济活动也要尽量减少干预，如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是独立于政府的，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也要经过同级议会的批准。而类似于中国的政经不分、过分的集权和行政性管制必然导致政府的短期行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惊人，贪污腐败盛行，科教无人问津，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等等弊端。如果不纠正政府施政的错位，即使有再崇高的目标，再宏伟的蓝图，也不可能实现，相反，只能导致贻害四方的劣治、劣政，而不可能属于善治、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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