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宣传有着说不清道不白的暧昧关系，在我们国家里对宣传的管制不仅反映在对思想的自由表达的限制方面，更多时候是对新闻的管制。新闻如果撇开评论部分应该是事实发生的事件报道，我理解这样的事实是中性的、没有意识形态的，除了一些个人隐私或是战时战略部署等必要的禁区以外，其它事件的报道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可为什么有些人对许多事实如此忌讳呢？！
中国新闻有个特产，美名其曰－－通稿。我理解的通稿就是统一口径，如果通稿有意歪曲或是选择性报道事实的话，那全国几十个省份，几千个主流媒体就会上演一场场面浩瀚的串供运动，如果有些事实连通稿都不发的话，那这么多的主流媒体又步调一致地玩起了深沉。另外还有更具趣味的现象，那就是内参，据说许多记者都以能发表内参为荣，因为内参的读者级别是受限制的，就象儿童不宜的三级片一样，内参的新闻是百姓不宜。
我们来看看一些有趣的现象：
今年的萨撕风暴报道比事实发生迟了几个月，最终一个姓蒋的老共产党员几封邮件就给捅了出去，后面的新闻转向就不必赘述了。问题是究竟是咱们政府的“捂功”不够还是所涉及的事实面太广没法捂导致了新闻的转向？这点很值得人思考。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另外一个老共产党员身上－－他就是李慎之，李老驾鹤仙逝二十多天后，大大小小的报纸才登出了通稿的豆腐块说明李老去了。当网上的悼念彼此起伏的时候，我们的主流媒体却异常沉默，而当我等收起哀悼之时，通稿却扔出几句冷冷的声音，到现在我都无法理喻背后的那些人的心态：你们的刺又少了一根，对你们而言应该是捷报快传啊，怎会姗姗来迟呢？
再有就是前不久的南京拆迁事件，事件发生在8月22日，可在8月25日才有几个报纸简单报道了一下，我真的佩服南京某些部门做足了“捂功”，截止今天（9月3日）象搜狐这样的门户网站才有了报道。这次事件只是一起地方性事件，为何远在国外的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有了报道，而事件的发生地却鸦雀无声呢？
当然还有更绝的，比如香港的七一大（此处省去一个字）行，香港历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行之一，竟然在大陆所有媒体没有只言片语，而且在毗邻香港的大陆城市所收看的香港电视台有关报道全部被掐断了信号。这样的大手笔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以至到后来主流媒体的后续报道让那些不知情的人看得云里雾里，不解何意。
那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他们有个美好的解释：为了稳定。不过恕我等愚昧，我实在不能理会到新闻自由与稳定之间有何逻辑演绎关系。正面的例子是西方国家没有因为新闻自由而比我们混乱多少，反面例子是朝鲜这个国度也没有因为更强悍的新闻管制而比我们稳定多少。就象萨撕事件报道后疫情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李老的仙逝告之天下后也未曾造成任何混乱，南京拆迁事件虽说骂声连连，但这些骂声未必超过了刘涌改判事件或是沪京建设铁路事件（后两者的新闻不是很快就披露了吗？）。反而因为萨撕的新闻管制得到的骂声还比疫情本身来得更严重，为什么那些人不动脑袋好好思考一下呢？
我们要深深地感谢科学，因为科学的创造让我们拥有了网络。就是这么个玩意让我们有了更多知情的工具和更为广阔的自由表达空间。在这个互联网的世纪里，新闻管制不管是作为稳定工具还是愚民工具都显得不合时宜－－除非你象朝鲜一样牺牲发展巩固专权。所以在下以虚拟网民奉劝某些人：与其堵，莫若疏；与其怕罪恶暴光，莫若远离罪恶。
虽然有些新闻姗姗来迟，但总算见诸于主流媒体，我不认为这是某些人的“捂功”不够、或是自弃“捂功”使然。萨撕教训并没有让那些人进步多少，他们依然采取能捂则捂的姿态，只是得知捂与不捂没有什么区别、或是再捂就会出麻烦的时候，他们才会逐步放开。不过这种姿态才是他们真正的危机所在，所谓愚人愚己，他们的捂不仅不能换来所谓的稳定，而且让自己的公信力在逐渐丧失，一个没有公信力的政府意味着什么？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比较接近的答案。
最后我们不妨一起解读一下那些姗姗来迟的新闻背后意味着什么：
科技的进步让管制越来越有心无力；
更多的百姓越来越关心自己所处的社会，更多的百姓希望得到更多的知情权；
不排除管制者内部有不同的呼声；
国际媒体传播的压力接踵而来；
……
还有很多原因，不过它们都共同播下了一个种子－－“反对愚民、开启民智”，而我们更期待着能收获“科学、民主、现代化”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