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步评估为“政治风波”而非“政治危机”
“七．一”大游行，以及不久的“七九”集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发生后，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等有关港澳台的工作部门领导人，被中央最高层紧急召见，并列席了中央政治常委关于香港问题的专门会议。
据悉，上述主管部门的首长都被中央严厉训斥，并承担了“错误评估形势”、“统战工作失误”、“贯彻中央精神不力”、“左派阵营松散”等罪名。令有关涉港澳部门负责人感压力，工作负担十分沉重。 据悉，会议上中共高层对此次香港出现五十万人大游行的总评价是，它是香港的一场政治大风波，但还不是政治危机，参加游行的市民中，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有明显的反共抗中动机，绝大多数游行人士的目的，主要是不满董建华及特区政府的施政，并不是反对中央政府。而示威游行会不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对中共高层来说，是评估“政治风波”与“政治危机”的分水岭（因为八九年民运期间的香港百万人大游行，矛头是直指中央政府的）。
把“七．一”大游行定性为“政治风波”后，中央便具体评估“七．一”游对香港政局的冲击，呈现在叁个方面：一是“二十叁条”立法无法按期完成，有待继续谘询公众，最后结果如何难以预测，留下“国安法例”空白的困扰；
二是行政长官的管治能力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七．一”大游行后，财政司长梁锦松、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两位特区政府的得力干将被迫辞职，令董建华的“高官负责制”受到重挫，特区政府的威信受到极大挑战；
叁是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突然辞去行政会议成员职务（行政会议相当于特区内阁），令传统左派与中间派组成“执政联盟”陷于瓦解，政府今后可能难以在立法会取得多数票（“二十叁条”立法就是因自由党的七位立法会议员“倒戈”而夭折），严重破坏了政府与立法会的合作机制。总之，“七．一”游行尽管定性为“政治风波”，但它对特区政府的“杀伤力”是相当大，中央政府为此更要紧急召见董建华述职，以应付政局变化。
二、 担心香港问题国际化
此次“七．一”大游行令中央政府最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它引发国际社会的震动有多大？在“二十叁条”立法谘询过程中，由于民主党及部份反共势力的阻挠，反弹力甚大，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抓紧在有关国家进行游说后，国际社会对“二十叁条”立法的总体倾向日趋负面，令中共及特区政府感受到国际间压力不断增加。近期以来，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多个国家政界人士都发表了反对“二十叁条”立法的意见，使此事上升到外交层面的较量，中国外交部也被迫要对有关外国言论进行驳斥，增加了中央在外交上的压力。
其实，对“七．一”游行的取态，中央政府还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根据“基本法”规定，它完全属于特区内部的事务，中央政府是不能干预的（“基本法”很明显规定，香港除了外交，国防两个领域由中央政府负责外，其馀全部事务均属特区自治范围）。一旦中央政府直接干预，“一国两制”就没有任何信服力，国际社会就失去对中国的信心。但中央政府也承认，此次“七．一”大游行导致“二十叁条”立法受挫，是自一九八四年中央两国签定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来，香港政坛上最严重一次政治事件。对此，中英政府内部正加紧评估其影响，而对在此事上要负责任的港澳问题主管负责官员，甚至会追究政治的责任。
十一年前，港英当局单方面推出彭定康政方案，在外交上失信于中国，尽管当时形势于中方十分不利，但中央政府仍能通过“另起炉灶”，提前成立“特区筹委会”（当时称“预委会”）与之抗衡，并在回归前夕成立“临时立法会”以取代“直通车”安排，令英方无法阻挠。然而十一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及反共势力在政治上已相当成熟。他们刻意回避直接挑战中央政府，但却在中央政府最关注的“二十叁条”立法问题上做了充份的反对部署，直接与特区政府抗衡，并取得初步成功，又使中央政府难以干预。鉴于国际社会对此已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对此处理要格外谨慎，以免被外界质疑“香港究竟有否高度自治”？及怀疑香港到底还是不是“一国两制”。
由于香港民主派在反对“二十叁条”立法的国际公关做得早，再加上游说得力，在国际社会已造成相当反响。自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已迅速取代英国成为香港所有拒中抗共势力的后盾。“七．一”前夕，白宫发言人突然发表了对香港“二十叁条”立法的声明，国会又迅速通过了相关的动议，此对“七．一”大游行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集中体现了“二十叁条”立法一事在国际间的反响力，也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外交困扰。“七．一”大游行导致香港政局国际化，是最令中共感到被动和压力的事件。它使中共与香港民主派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也暴露了中美关系在根本上的对立。香港问题已成中美关系中仅次于台湾的又一敏感问题。
叁、 关注民主派的诉求及目标
面对香港近期因“二十叁条”立法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矛盾，最近，中共高层对香港政坛形势作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分析认为，特区成立六年来，在施政方面确实存在较多过失。包括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定位欠清晰，缺乏令人信服的实现目标和具体政策，在房屋、教育、福利、医疗等一系列关乎民生的政策上 ，出现了一些失误；面对结构性财赤、结构性失业、结构性通缩叁大致命困局，至今拿不出一套可行的解困方案，而为了尽快消除财赤，又采取了加税、减薪、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急进等措施，令社会各阶层怨气增加，为“二十叁条”立法埋下极大的隐患，也直接引发了五十万人“七．一”上街示威游行。
中央政府现时最关注的是，在民主派势力的初步进逼和推波逐澜下，如果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不能迅速改善，香港经济不能成功转型和复苏，广大香港市民的诉求会继续成为民主派势力抗中反共的温床，一旦局势得不到控制，香港不排除会有人公开煽动市民反对中央政府，届时香港的社会安定和正常秩序就难以维持，这是中共最不想见到的情况。中央认为，一旦出现上述情况，中共建立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既定方针，就会崩溃。
中共经过进一步评估，从政制及社会层面分析，未来香港的民主派势力，在成功取得“二十叁条”立法延迟的初步胜利后，肯定不会就此罢休，肯定会继续抗衡下去。中央认为，香港民主派未来的目标会有叁个；近期目标，会是迫使特区政府放弃立法，或完全按他们的意愿来修定：中期目标，是趁有利形势在今年底区议会选举，及明年立法局选举中催谷、增加议席，把左派亲共势力打垮：远期目标，则是迫使特区政府于二００七年实现全面普选（因为“基本法”规定二００七年开始要重新检讨现行政制），争取一人一票直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争取民主派人士能上台执政。
四、 中共的对策与“底线”
对于香港近期的政治风波引发到未来可能会出现政制危机，中共高层近期已作了充份研究和部署，既制定了相应对策，也内定了相关的“底线”，以确保香港政制稳定。中共根据香港民主派势力的叁大目标，也基本制定了应变部署。对“二十叁条”立法，中央态度是一定要立，不能无限期搁置。由于“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需为国家安全自行立法，故相信民主派最后仍被迫要同意立法，至于立法的内容，中央鉴于现时的环境，已同意特区政府作出让步，但不会在民主派的进迫下步步退缩。现时备受争议的叁项立法内容，包括（一）取缔与国内反动组织有联系的香港社团（即“法轮功”；（二）同国际组织的联系（叁）传媒以公众利益为理由之刊载有关影响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等，都可以考虑让步也同意特区政府与民主派势力再谘询、协商，但对新的要求及有损国家安全及尊严的修定，则已制定了相关对策。
对于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及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一战，由于“二十叁条”问题及“七．一”大游行之故，形势明显对民主派有利，预期“民建联”、“工联会”、“港进联”等亲中左派社团将面对很大压力，得票率会大大降低，尤其是明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一旦民主派议员在局内占了大多数，对特区政府的施政将会带来极大麻烦。中央预期，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左派阵营会流失一定票数，故有关方面正积极“亡羊补牢”希望把损失减到最少。而由于现时中国经济强劲，香港对大陆在经贸方面的依赖越来越大，在“向钱看”及“商人主导”的香港社会态势下，相信市民仍会有一定的票数投向左派阵营。在CEPA实施，港澳珠大桥的兴建，放宽大陆居民来港旅游消费，经贸大形势下，亲中阵营仍占据天时，地利方面的优势。而特区政府还可以通过修定选举规则等方式，让民主派人士的选举优势受到局限。此外，“自由党”这个“中间阵营”仍未“完全变节”，仍处中共的统战影响之中，预期“自由党”今后在立法局，仍会和左派阵营携手合作。故中央希望通过七年的重整，争取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仍能由亲中左派及中间派议员控制大局。
对于民主派势力争取的二００七年全面普选，现时中央则未有定论，尚要再观察研究。特区政府也同意明年起会公开谘询公众意见。据悉，中央内部智囊团认为，在香港现时民主化情绪高涨情况下。二００七年再用现时的“八百人小圈子”选举行政长官，恐难服众，但全民普选及担心民主派人士上台，故正考虑能否“小圈子定候选人”，全民再普选行政长官的做法。但由于现时离二００七年尚早，现正密切关注香港社会民意的走势。至于二００七年立法会的全面直选，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事实上，香港由于政党政治不完善、政党动员能力尚低，要实现全面直选也不容易，中共会倾向继续保留功能组别选举，但逐年增加直选的席位，最快也要在二０一０的选举年中，才会实施全民直选立法会议员。当然，如果民意及政制形势急转直下，也不排除中共会继续做出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