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1958年生，原来家里很穷，小学都没读完。也没有任何天然的“门路”和背景。可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拥有了上亿元人民币的家产，然后更在短短几年里暴涨至几十亿。中国社会行之有效的格言之一是“气人有笑人无”。在一些人对“成功企业家”赖昌星羡慕、崇拜、巴结、揩油的同时，另一些人也开始了嫉妒、揭发、怀疑、调查，结果，发现赖某“暴发”的主要窍门是，用金钱美女铺成走私路。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的美丽传说，赖某人只能躲在加拿大逍遥法外。
杨斌曾经是中国的第二大富豪，周正毅则号称上海首富。现在杨斌的坐牢前程已有初步规划，周正毅也当仁不让，呈现出随后跟进的强劲势头。这两人的年龄和赖昌星差不多，发家致富的人生轨迹也大约相似：都是20年前的“小人物”，20年后的大富豪，转眼又成大倒霉蛋。
根本上，邓小平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政策，是赖昌星、杨斌、周正毅 “暴发”的大前提。换句话说，是邓小平把赖昌星、杨斌、周正毅们当作“先进生产力”给解放出来的，本意当然是要他们好好发展生产力，却不料同时发展了歪门邪道。
在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20多年岁月里，随着形形色色中国人千方百计鱼龙混杂地“闷声发大财”，整个国家经济也“暴发”了起来。据说，从1979至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35％，经济总量翻了近三翻。
这才叫：东方红，太阳升，世界多了个“暴发户”。对此，“老外”们先是不相信，一窝蜂质疑统计数据有水份。现在又犯起了红眼病。有些人猛然觉醒：全球经济普遍的这么糟，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那么好，是因为占了全世界的便宜。人民币汇率太低，所以中国货价格低廉，畅销世界，把别国的钱都赚到中国去了。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应该放开，让它升值，中国向全世界放权让利。
无数经验证明，只要是“暴发户”，不管是乡村级、地区级乃至国家级的，总会招来嫉恨、审视、压力以及“均贫富”的革命念头。号称“睡狮”的中国一心一意 “闷声发大财”，终于也当上了“暴发户”，虽然是国际级的，同样难脱这一主观规律。比较起来，另一个东方大国印度的经济其实也不赖。有人甚至断定，印度本土的大企业、大企业家神通更广大，前途更光明。中国经济繁荣过多依靠外资和海外华人资本，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泡沫经济。可就是因为印度经济增长比中国慢点，不像“暴发户”，几乎没什么人特别在意它。在这里，要说“韬光养晦”，印度的鸭子划水式稳步推进才像是正牌货，中国作为标榜韬光养晦的著名老字号，反倒有贩卖假冒伪劣的嫌疑。
“暴发户”式高速发展，还给中国本身带来问题和隐患。最触目惊心的是有诸多不平衡：理论和实践的不平衡，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富人和穷人的不平衡，东部和西部的不平衡，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保障的不平衡，等等。因为长期片面偏重实践、经济、富人、东部、增长，忽略了理论、政治、穷人、西部以及社会保障的需要。整个国家面貌呈现出破绽百出的捉襟见肘状态。其所以尚未像国外有些人预言的，当真走到崩溃的地步，除了高速发展继续给人带来宽慰和希望，此外，还得拜托高压强制手段的卓有成效。
好在亡羊补牢，并不算晚。为今之计，稍稍放松对经济发展高速度的追求，分配些注意力到以前忽略的其它方面，搞一搞综合平衡，可以说很有必要。
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使中国仁人志士见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而也由此得出抓紧时间谋富强求发展的共识。不幸同时带来急躁冒进的并发症。“五四”以后的民主救亡运动固然曾经不断向左偏转，容不得胡适之流点点滴滴的踏实改良建议；中共建国，天下共和太平了，依然断断续续犯“左倾”激进病。1956年，毛泽东一时头脑清醒，针对急躁冒进带来的问题做了“论十大关系”报告。现在的中国隐患多多，千疮百孔，猜想也该有人出来略费心思气力，照顾平衡各方面的“关系”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