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许多贪官已经以各种卑劣方式完成了肮脏的“资本原始积累”，如果再让他们把黑金洗白，他们将可能逃脱应有的惩罚。
关注洗钱，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
*贪内助的厕所构思
戚火贵，早已伏法的海南巨贪，他与妻子符荣英疯狂敛财一千一百多万。这些非法财产居然相当于东方市全市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检察部门接到举报进行调查时，刚开始才查实戚火贵收受他人十三万元。然而做贼心虚，有“贪内肋”之称的符荣英虽然已被监控，但还是决定铤而走险，遥控洗钱。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凌晨三点多钟，两位女办案人员发现符荣英躺进厕所一直没有动，她们悄悄走到门前悄然推门，只见符荣英蹲在浴缸旁边，一手握笔，一手拿纸，一睑惊惶。两人在符荣英欲毁掉这张纸之前把它夺了下来。
信是写给某亲戚的，上面写着：“情况十分火急，请你们即刻到四行要台湾阿姨的电话号码及姓名……要她记住我们的姓名，并请她答应如下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两人，求求她了。”然后就是符荣英精心设计的一问一答的台词：“如有人问她海南是否有存款?她答有。存多少?壹仟肆佰多万元人民币，港币有陆拾多万。是谁帮助你存放?是我姐姐的大媳妇。为甚么你要地帮你存放?她人好，我对她信任……你为甚么要把钱拿到海南存，准备投资吗?我是海南人，叶落归根，把一小部分放在海南，怎么用再说。你存的是定期还是活期?有定期有活期，有定期三年的……”
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虽然这种临阵磨枪的洗钱手法实在笨拙不堪，但如果戚氏夫妇早有预谋，事先埋下伏笔，案件的侦破无疑要走不少弯路。
去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梁耀华走私集团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受审的还有李纪周在广州的情妇、原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李沙娜。
庭审现场，当公诉人问李沙娜，梁耀华是否给过她钱，李沙娜居然十分流畅地回答说：“给过。一九九五年十月份，我病了。梁耀华说我坚持带病工作，奖励了我一百万元人民币。”
如此荒诞的理由，也许以可在世界洗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成克杰的“标准动作”
成克杰与情妇李平梦想利用手中的权柄，聚敛起一笔财富，然后双双翩然而去，混迹江湖。他在洗钱时相信专业分工的优势，做的是一套国际通用的“标准动作”。
专家这样分析成克杰的洗钱套路：
他与情妇李平将受贿所得四千一百零九万元交给了香港商人张静海，张再帮助其转款，为此成克杰付给张静海一千一百五十万元。洗钱的银行通常还要收手续费，如此一来，成克杰的四千多万洗了半程，就变成了不到二千万。
其次，成克杰以李平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一家空壳企业，请会计师做虚假账目，缴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企业所得税，百分之四十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来，近二千万资产又得缩水不少。
最后，成克杰还得想办法把“洗白”的钱转到自己指定的账户上，整个洗钱过程才算大功告成。
二OO一年十月，中国银行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广东开平支行近五亿美元资金被盗，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相继失踪。调查发现，被盗资金大多通过在香港、澳门乃至拉斯维加斯成套路的洗钱程序，相当一部分已经耗损在途中，余款打入了许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账户。
专家指出，资金出逃与洗钱并非同一概念：洗钱并非一定需要资本外逃，而资本外逃许多时候只是洗钱的一个环节而已。通过如今十分猖獗的地下钱庄洗钱，损耗相当惊人。如果中国司法机关通过国际合作破获洗钱案件，还要依据赃款分割协议进行分配，即使追回黑钱，常常不过是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丛福奎的“黑金公司”
中国的贪官已经从以前的“先敛钱再洗钱”“进化”到现在的“边敛钱边冼钱”。
原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山于索贿金额巨大，于是想到了藉公司洗钱。一九九八年，在丛福奎的一手操办下，殷凤军、殷凤珍兄妹俩正北京成立了龙吟公司。表面上看，龙吟公司的董事长是殷凤珍，但真正的幕后老板却是丛福奎，丛福奎向许多老板索要巨额贿赂款，就打入龙吟公司的账上。
相比之下，连云港市原副市长鹿崇友的伎俩更为拙劣。他的“黑金公司”居然把年迈的父母请了出来。鹿崇友年近八旬的父亲是公司“董事长”，母亲任“总经理”。实际上，谁都知道公司真正的后台老板就是鹿崇友。
黑金公司既是贪官们的“遮羞布”和“收款机”，也是他们的“洗钞机I。专家预测，越来越多的贪官会把触角投入服务企业，因为这些行业现金流通量大，资金周转快，定价标准有较大伸缩范围，适合于洗钱的需要。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被洗钱者看重的行业会出现较大的不稳定，当这些行业不再适合冼钱的需要时，他们就会选择突然放弃，从而引起行业动荡。
*蓝甫的“逢赌必赢”
厦门市原副市长蓝南逢睹必赢：如有神助。办案人员把蓝甫的交代粗略相加，着实吓了一跳：几年之内，他通过赌博赚到的钱多达六十五万美元，外加三十三万港币。
其实，着力渲染的赌战风云，不过是贪官蓝甫为自己洗钱的一种说辞而已。
实际上，赌场是最传统的洗钱场所。如今打算通过赌场洗钱的贪官，依然大有人在。一般来说，人们只注意到这些人在不停地输钱，而不会想到其中还有洗钱的可能。相对于标准洗钱模式中的大量损耗，赌场洗钱的风险常常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一个人拿着一千万的筹码进场，输掉一百万后离场，要求赌场把剩下的九百万打进他的账户，他已经为将来可能的追查设置了障碍。试想，如果蓝甫真的在赌场上赢过巨资，他的巨额来源不明的资产就找到了最起码的掩护。
*“海外窗口”的乾坤挪移
贪官们要把黑金洗白，更要把黑金洗“绿”--一旦资金流出国外，当地政府一般不会对流入的外资有多少积极性刨根问底，追究来源。
于是，将资金直接留在海外，是贪官们找到的洗钱“捷径”。有的贪官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各地在海外的不少“窗口公司”，实际上有的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部分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由于“天高皇帝远”，缺少严格有效的监控，一些中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敛财手段近于疯狂。据称，美国房地产业人士曾经注意到一个可怕的现象：中资公司人员为了个人取得巨额回扣或其他好处，经常操纵公司以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或企业，甚至明知是一堆垃圾，也会买进不少根本无法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美国期货交易业内人士也反映，不少中资企业以巨资投入期货交易，是赢是输毫不在意，因为即使亏损，也能以经营亏损向中国的主管部门报账，而个人则可通过期货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续费。
大陆的境外投资一直有“碰不拢”的两本账。比如，截至九十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政府统计中国在澳投资存量为十九点五六亿澳元，约台十四点三一亿美元，而中国的统计数字仅三点二六亿美元。新加坡政府统计的中国投资企业数为一百五十家，而中国的统计仅为四十八家，美国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在美投资的企业逾一千家，而中国的统计仅为二百一十八家。数字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有大量投资处于官方管理之外。
近年来国内企业一度掀起对外投资热潮，相当一部分国企的法人代表假藉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
黑金绿了会更安全，一些贪官不要家里堆成金山银山，常常要求行贿方直接将黑钱打人海外的个人秘密账号。
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权倾一方。深圳市某建材公司业务部经理黄某，在王建业荣升处长后申请免税钢材进口指标，王略一点拨，黄心领神会，三天之内用人民币二百三十多万元买了四十万美元，汇到了王建业指定的境外账户上。短短一年半时间内，王建业索贿受贿人民币六百三十多万元，美金七十八万多元，完全做到了“日进万金”，成为建国直到一九九三年金额最大的受贿犯。
2003年8月前哨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