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称，此次报业改革主要涉及两项重要内容：一是报业改革后中央级别的报章将仅保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求是》杂志等三报一刊，除此之外的其他中央级报纸、杂志和各行业、各部委报刊，一律要与原主管单位脱耻，变成企业法人重新登记。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原则上将只保留一份省（市）委机关报，其他报刊一律要和政府部门脱离，纳入企业法人化管理。
二是明确外资或民营资本可投资传媒，但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四十。不过，有关主管部门内部对于具体的比例仍有争议，这也是该方案至今仍未正式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司的一位官员表示，国家机关今后一律不再主办报刊，一些人民团体主办的报纸，其主办单位可调整为学会、协会，其余的将一律与主管单位脱耻。而调整后的报刊职能也将发生变化，若主管单位是原刊物的资产所有者，将只负责社长、总编等报刊高层干部的管理，对报刊的具体操作不再干预，目的在于促使报刊面向市场。
南方日报引述权威人士称，若国家机关单位全资拥有刊物，以后将只负责社长、总编辑等高层的管理，对报刊的具体运作不再干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报业将面临三种选择：引入外资，面对市场竞争、致力于本行业，做一份高质素的专业性刊物或等“死”。
他预期，届时可能会有八分一的报刊将保留机关报身份，剩下的报刊要独立营运。他说，独立营运的报刊“最终可能有一半会被市场淘汰。”去年全国共出版各类期刊九千零二十九份、报纸二千一百三十七份。按喻的估计，将有三千九百多份期刊以及九百三十多份报纸将被淘汰。就是说，中国报刊的寒冬即将来临。
中国一份杂志的负责人说：“就算要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拿党费订阅我们这个党刊是名正言顺的。”但湖南一份机关刊物的编辑却担忧地说：“这次感觉不会是一阵风吹过的改革了……一旦脱离政府主管和财政上的支持，真不知道能在市场的大浪中游多远。”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表示，报刊从事业单位变成企业，实际上是确认了资本投资传媒的合法性。中共素来视传媒为“舆论机器”而严加控制，不让外资染指；而且传媒在中国属于事业单位，必须有主办机构，这使得大量以收购刊号进入传媒市场的资本实际上处于灰色地带。许多渴望进入传媒的业外资本被迫以“协办单位”的名目出现，即使与合作单位签署了投资协议，其股权的合法性也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二零零零年《中国汽车报》的投资方与主办方就曾因此对簿公堂，最后仍以投资方败诉告终。
尽管如此，由于传媒属中国尚未开放的少数几个垄断行业之一，仍有不少投资者冒险涉入禁区。早在一九九三年，《四川体育报》与成都国泰琴行签订“联合入股合资经营协议书”，将报社改为省体委与国泰琴行的合资企业。近年来，复星投资《21世纪经济报道》、山东三联集团投资《经济观察报》都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一些传统的中央级报章如《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虽然不在此次“钦定的保留”之列，但很可能会以人民团体的名义获得一些特殊的优待。喻国明认为，行业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分割的产物，过去依附在行政结构中，“只生不死”。报业改革开始后行业报将面临三种选择：要么引入外来资本，进入公开的报业市场，与市场化媒体竞争；要么就致力于在本行业做一本高质量的专业性刊物；要么就只能等“死”了。
分析人士称，中国传媒将彻底市场化，中共不再直接操控全国传媒。这次改革的重要性，绝不下于“打破大锅饭”、企业股份制等经济方面的改革。若这篇传媒改革经没被念歪，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起步点。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军队和传媒的基本制度巍然不动，即使进行过改革，也是抓不痒处，绝未动摇其根本。
苹果日报分析文章认为，现在北京当局准备把传媒推向市场，无异于让传媒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再依靠中共之奶水供养，可说是真正的舆论监督的开始，也是官僚切切实实向老百姓负责的开始。在市场大潮下，那些不能适应读者要求，那些只反映官意、不代表民意的传媒，迟早要被淘汰。可以预见，这次传媒改革建议落实后，舆论监督的力度将空前提高，各级干部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赤裸裸的箝制舆论，打击不听话的传媒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贪官污吏肯定有所收敛，大官小吏欺压百姓、鱼肉弱小的情况也会有所改革，这比一千份“加强舆论监督”的红头文件、一千次反腐倡廉的党内座谈会还管用。因此，有了独立运作的媒体后，政府施政的问责性、透明度自然提高，而落伍的政治制度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将日益高涨。有了独立的舆论，政治改革才有了水到渠成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