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摆摊位的金说，“黑色闪光塑像也卖得很好，但没有彩色的这么热门。”
纽约时报记者康锐(ERIK ECKHOLM)发表的文章说，金小芹的道路正是义乌数千企业家的成功之道。虽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地理优势，义乌在过去二十年已经成为有摩天大楼、机场、玻璃钢结构展览中心和大片工业园及新房屋的大都市。由于许多阿拉伯商人常年驻在义乌，当地已开几家中东餐馆，包括一家有肚皮舞助兴的餐馆，和一家清真寺。
但深入内地二百英里就是江西省蔡家村，那里为义乌和沿海其它繁荣城市提供大量劳动力。破败的蔡家村象征着中国最难解决的农村停滞问题。
蔡松泉说，“我们过的日子就是糊口。”他24岁的儿子蔡皋祥(音译)也像江西其它农村青年一样，从十几岁就出去打工。
从贫穷乡村到繁荣城市的联系是一亿多民工。他们梦想过上好日子，别无选择，远离家乡进城打工。在那些大大小小，中外投资的工厂中，他们组装电脑元件、做鞋或者生产玩具。
外地民工拼命省钱结婚、盖房或者梦想回家开个小商店，但他们面临可怜的低工资。个别聪明的幸运儿学会一些技术，开始自己的现代经营。
但蔡皋祥等民工的命运是中国最大的未知数之一。多数民工能否逐步过上收入稳定、有尊严的日子、甚至看到子孙上大学还是像蔡皋祥那样只有微薄收入似乎永无翻身之日？这将是中国能否成为中产阶级国家的大问题。浙江和江西则显示两种前途并存。
在义乌过去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入口处，可以看到“建设世界最大超级市场，建设国际购物天堂”的巨大电子牌。现在这家市场已经搬进四层、有空调的大楼，市场名称也改为并不夸大其词的“义乌世界贸易中心”。
里面是数千家摊位，有当地工厂生产的各种产品，从发卡、圣诞节装饰品、钥匙练、塑料珠宝到火山浆灯具等产品，提供令人吃惊的选择。
四十多岁的金小芹等待顾客进来，不时查看传真机。她的货架上是十多种圣诞塑像。
她说，“我们是个典型的义乌故事，从小到大，从中间人到生产商。”她的一家从农村草房搬迁到市内一栋四层楼，从肩挑商品，到八年前摩托车拉，去年起改用厢式货车。她和丈夫都几乎没受过教育，但她们的女儿在上大学。义乌以及浙江其它地方的增长最突出之处在于几乎全部依靠自己，而不是像其它地区那样依靠通用汽车、松下电器、康百电脑或者其它跨国公司搬迁过去的工厂。在义乌，中国出口增长正在把大批普通人造就成中产阶级。
最能说明义乌发展的是当地人口64万，外地民工50万。买卖便宜商品是当地的传统，只有在毛泽东时代被压制，金女士在那个时代只能卖血。到七十年代末期，金开始制造太阳镜。她说，当时只能偷偷卖，因为当时卖太阳镜被看成颓废。
他的未婚夫和叔叔当时都是货郎担，一起到乡下卖针线和杂货。她们1980年结婚后，挑着杂货从一个集市到另一集市，后来在义乌建了个永久性摊位卖袜子，随后由转入手工艺品。
四年前她们建立自己的塑料厂，一名外国买主提供模具和大订单之后，她们生产宗教塑像。但她们很快就开发了自己的模具，生意“去年起飞”。
而义乌已经建立多层劳务市场，雇主和找工作的人可以去登记。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市场经济的原始面目。数百名来自江西、湖南、河南、安徽和四川的民工在等待，几名雇主打着牌子提供工作，却没有人响应，因为工资太低、条件太差，他们当中包括最近失业的蔡皋祥。
已经在浙江打工十年的蔡皋祥过去组装摇头小狗玩具，但因为工厂订单减少而失业。他曾经在杭州、温州和义乌做工，现在对组装玩具已经不感兴趣，说工资太低：过去组装一个工资是3.5分，现在是2.5分。订单多的时候，一天要干1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一个月工资拿到120美元。但在淡季，工资只有50美元，不够维持生活。
蔡皋祥已经省下二千美元，并和一个江西同乡结婚。他妻子在一家袜子工厂打工，两人每月见一次。
蔡皋祥说，“我的梦想是某一天省够钱回家盖所房子，也许自己开个商店。因为当个民工受到很多歧视，很多老板不公平。即使病了，他们也要你工作，饭经常不好，也不够。”
(转自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