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上一期发表了题为《与江泽民反政治改革路线彻底决裂！－－论变SARS危机为政治体制改革契机》的社论，现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再深入议论下去。
一、“三个代表”是垂死的斯大林主义之折衷版
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固然是胡锦涛仍然处于江泽民阴影之下的一个指标，然而，倘若胡锦涛真如外界所期盼的那样讲了“党内民主”或“政府职能转变”，就意味着他走出江泽民的阴影了么？
其实，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行政改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就连胡锦涛这次刻意对“三个代表”诠释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均无一例外地可从前几届中共政权中找到相似的版本。
于是问题便来了：喊了好几十年、喊遍好几代人的这类口号或誓言，中共就“立党为公”了么？中共就“执政为民”了么？中共就“为人民服务”了么？中共就是“人民勤务员”了么？如果答案为“是”，那为何胡锦涛今天还要强调再强调？如果答案为“否”，那为何中共数十年来就只能说到而做不到？今天，倘若胡锦涛、倘若中国共产党人，还要继续陷在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的禁锢里，那么他们想求此解就比登天还难了。君不见有诗曰：“不识庐山真名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毫无疑问，在一元化体制下，执政者的这种言与行的自相矛盾、言与行的尖锐对立，无解。原因就在于：任何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即使真有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初衷和开端，也将注定以“立党为私、执政为己”的归宿而告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实，拂去那些个光怪陆离的党八股泡沫，这所谓“三个代表”的实质不外乎“强权代表一切”。请看：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无须有客观的标准；是否代表先进文化，无须经多元文化的鉴别；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也无须获被代表者的授权和认可。总之，仅此，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便暴露无遗，其皇权主义面目亦昭然若揭。
不过，江泽民的这“三个代表”，却只是羞羞答答的斯大林主义，只是吞吞吐吐的皇权主义。何以如此？盖因专制文明大势已去，正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不来点犹抱琵笆半遮面的“与时俱进”，就实难混得下去了。如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即指那种妄想凭借“主观能动性”，凭借“上层建筑反作用”就可为所欲为、并终给半个世界带来过巨大灾难的主张；即指那种以为凭借手中的政权强制力，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历史，便可以强行抹掉或跨越人类必经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学说；即指那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和社会主义辞藻包装起来的专制皇权主义，那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则不过是这不个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斯大林主义在一败涂地之后，于中国大地上的一丝折衷主义回光返照罢了。说它是折衷主义，是因为：它既看到了以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所代表的现代生产力的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却又力图将其与腐朽的一元化专制文明嫁接在一起；它既想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唯物史观来为现行的经济改革作辩护，却又竭力抗拒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文明之不可抗拒的历史铁律。说它是折衷主义，还因为：这“三个代表”妙就妙在，将它放在几千年前也无不适用，因为中国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不是自称代表天、代表道、代表普天下的子民呢？
二、全部问题的要害：决不能回避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
在当代，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两种不同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在空间上并存：一种是资本主义代替专制主义的必然性；另一种则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是，不经前一种必然性，就谈不上后一种必然性。历史已经证明并仍在证明：试图回避、抵制、绕过、跨越前一种必然性，不仅统统碰壁，还将继续碰壁。而且，在一个专制文明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在一个还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文明充分洗礼的国度内，抵御和抗拒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就实际上是在抵御和抗拒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资本主义文明的标志是权利平等，而专制皇权文明的标志则是官僚特权。不错，社会主义文明并不满足于抽象的、法权上的平等，它要追求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事实平等。然而，不经过“权利平等”的历史阶段，何以侈谈“事实平等”？妄图跨越“权利平等”，直达“事实平等”，其结果则只能是画虎成犬，导致更低历史阶段的官僚特权文明的大复辟。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早已在理论上严整地论证过这一点，那么所有第三国际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专制复辟史，便为此论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佐证。这是因为世界上除了建立于资本主义多元文明基础之上、并进而对其加以扬弃的社会主义文明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种社会主义文明。由此可见，没有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奠基，没有对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之优秀遗产的人权、法制、自由、平等、多元等等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继承，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社会主义文明，便统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便统统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而已。
尽管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时代那拔苗助长的国策，但它却继续以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类折衷版的斯大林主义来强力抵御资本主义多元政治文明。其结果，就如同我们每时每刻都看到的那样：一方面，新兴的、健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幼芽在官僚特权的肮脏政治中苦苦挣扎、被逼良为娼、被逼良为盗、甚至被逼良为匪；另一方面，那没有宪政文明约束的市场经济与中共官僚特权政治相结合，就如同一头毫无羁绊的怪兽在中国大陆横冲直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的残酷、贪婪、暴虐、无耻、血腥，在中国大陆畅行无阻。一些外商甚至将所在国或地区明文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时劳动、违法低薪、体罚工人、强迫搜身、污染环境、贿赂官员……统统搬到了中国。资本与特权沆瀣一气，使整个中国大陆的堕落与腐败触目惊心。过去中共是“公正”至上，今天，它又走到另一极端，来了个“效益”至上。为了提高“效益”，许多当年为中共高积累政策作过巨大牺牲的老工人被扫地出门又毫无社会保障。为了提高“效益”，一级压一级的所谓“行政责任制”，驱使农村官吏横征暴敛，穷凶极恶。也是为了提高“效益”，公检法等执法机构，将“公正”、“执法如山”弃之如敝屣，一个个如狼似虎地扑向笼中猎物。还是为了提高“效益”，甚至在医院、学校这些历来的圣洁之地，也竟然将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悉数踩在脚下……。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江泽民当道的这十几年里，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华民族，包括苦不堪言的人民大众，均在瘟疫一般的腐败中沉沦和挣扎。
由此可见，这样的跛脚经济改革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且这个政治改革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以资本主义的多元宪政文明为导向。原因就在于，中国当前的腐败和痛苦，均非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尤其是苦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不发展。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一切脱离资本主义宪政文明的药方统统无效，唯有资本主义多元宪政文明，才是专制独裁文明的天敌。
三、不要绞尽脑汁修补一元化体制，而应旗帜鲜明走多元化之路
因此，中国共产党今天所面临的，就决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类的行政改革，这类“改革”，朱镕基干过，赵紫阳也干过，结果统统失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史的教训是：所谓“党内民主”、所谓“差额选举”、所谓“转变政府职能”等等，都是既可以成为启动现代政治文明的支点，也可以成为抵制现代政治文明的盾牌。两者之别就端赖其受制于何种改革基础理论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如果中国共产党仍旧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仍旧将对一元化政治文明的修补作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归宿，如此亦即仍旧以折衷版的斯大林主义为圭臬，那么，完全可以判断，中国的腐败、中国的黑暗、中国的沉沦、中国的动荡，将有增无已，中国大混乱、大分裂的危险因素将与日俱增。因为，这种一元化的政治上层建筑必将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发生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这种冲突的张力若无法以渐进的方式逐步释放，就必然以激烈的形式引发天崩地裂。
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以多元宪政文明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这也就意味着，党的生存、壮大、发展、执政，统统须靠多元体制下的竞争机制而获得，如此亦即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那么，这就表明中共终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重生之路，即由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造反党向着现代型政党转变了。即使这个转型需逐步实施，非一蹴而就，但它毕竟标志着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毕竟标志着政治上层建筑在向着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的方向受控调整了。事实上，匈共、保共、蒙共在主动转型后的多元化宪政体制中的继续执政，便不失为一种参考。
所以，毫无疑问，对于胡锦涛、温家宝而言，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改革派而言，他们正面临着比当年发动经济体制改革更深刻得多的思想大解放，更艰巨得多的理论大突破。它将面对：要不要彻底抛弃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唯心论，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承认不承认由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历史必然性，承认不承认中共只能顺应这个历史必然性而在资本主义宪政文明中求生存求发展。如此，也便自然将涉及迄今为止的诸多理论禁区，譬如：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分水岭，关于重新认识修正主义，关于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争论，关于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关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关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争论，乃至关于晚年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争论，……等等、等等。
四、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其核心是如味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