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间，大余（余秋雨）与小余（余杰）为文革旧事之忏悔而闹得笔墨四溅，沸沸扬扬。说到底还是一个“遗忘”与否的问题。有的人想彻底忘却一切难堪、丑恶的过去，其实并不奇怪。读读现在的小说，看看现在的影视，关于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题材作品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渲染“青春无悔”，化苦难为轻松一笑，化悲剧为言情说爱，化历史为传奇搞笑，这是一种怎样的遗忘啊！一位哲人说得好：“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当我们不情愿去回想那令人心碎的往事，忘却历史上的那一场大悲剧，那悲剧就会重新上演。”
学者王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北京文学》1998年第9期）一文中写道：“1969年8月26日，北京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打斗、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一般有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极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而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真相有时让人心惊胆颤，不读王毅先生的文章，我不知道在文革期间居然还有如此杀人、吃人的野蛮残忍的行径。鲁迅先生曾借狂人（《狂人日记》主人公）的口试图劝转作恶的世人，并说将来的世界容不得作恶的人居住。然而文革中所发生的事证明了狂人的天真。关于这样的文革惨剧陆续披露的还有作家郑义的《红色纪念碑》与经济学家何清涟的《为了被遗忘的数千冤魂》等文章。
回忆往事真的需要勇气，尤其是面对那种血淋淋的真相。但曾经在文革中打过人、吃过人的人，却早已将过去遗忘，他们高喊着“忘掉过去，面向未来”而神态自若。于是巴金老人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却迟迟没有下文，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如果将从前血淋淋的事实轻易地全部抹去，轻易地全部遗忘，我们又如何保证将来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呢。要知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一个对自我生命有着美好期待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记忆过程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与行为，非常痛心地忏悔他的一切过失和罪恶。在这个非人的世界里，并没有干净的手。
面对过去，我们应该拒绝遗忘，彻底反思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悲剧。只有勇于正视与面对，才能唤醒良知，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拒绝遗忘，是一种承担，承担心灵的大痛苦与大悲哀，也是一种执着，执着精神的高贵与清洁。拒绝遗忘，我们就必须言说。言说一切的事实与真相。禁忌是遗忘的一种伪装，言说就是反抗禁忌、反抗遗忘。
只有记住我们人类的一切卑劣和丑恶，才能耻于卑劣和丑恶；只有记住人类的悲剧，才能避免悲剧变本加厉的重演；只有记住发生过的罪行，才能防止新的罪行；我们只有记住一切，才能真正拥有我们的历史。也只有记住历史，才能使它不致被歪曲和篡改。上帝会审判那些有罪的人吗？我们不一定能够等到上帝的判决。但，起码我们可以做到绝遗忘，让记忆复活，直面真实而残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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