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首先披露此事的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孙大午是经济犯罪还是因言获罪？”这一新闻标题来看，孙大午先生有可能是经济犯罪，亦有可能是因言获罪，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不管孙大午先生犯的是那一条“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一个受当地老百姓而不是受政府拥戴的优秀企业家，在中国“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国家尊重”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我一直认为孙大午先生的失败不是一个刑事案件，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事件，只不过这一政治事件在此次又被巧妙而又无耻地刑事化了而已。
尽管有杨支柱等学者不断从法律的角度为孙大午先生呼吁和辩护，但这种近来流行于知识分子中间的“策略性”呐喊在这个高喊“政治文明”的国度从来就于事无补。不过杨支柱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已非常令人钦佩，我们不是有更多禁若寒蝉的知识分子连这种“策略性”的呼喊都不会吗？
《南方都市报》所提到的“经济犯罪”和“因言获罪”，其实都是、也正是孙大午先生失败的原由。
我们首先来看“经济犯罪”，孙大午先生具体的罪名是刑法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罪”，这实际上又涉及到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问题。现在，大家公认的看法是，由于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使得民营企业贷款非常之难，但我并不这样简单地认为。应该说，通过正常的途径，也就是不拉关系、不行贿而想在国有银行贷到款，确实是难乎其难。但通过非正常的拉关系、行贿等途径到国有银行借贷乃至骗贷，都是易如反掌的事。否则，中国国有银行出现大量呆、坏帐的现象便难以解释。事实上，大午集团所在地的银行对大午集团的贷款之门也是敞开的，正如当地银行官员－－中国人民银行徐水支行的行长房晓明所言：“大午不主动来我们这里贷款，我们总不能去求他吧。”作为一个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优秀企业家，孙大午先生算是一个理性经济人。但他为什么不到银行去贷利息较低的款，而要舍低求高，去吸收高于银行两倍利息的公众存款呢？
以孙大午先生平时的性格和人格而言，他不愿意同腐败的国有银行发生交道的行为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正是这种行为导致了他的失败。殊不知，那些靠与银行官员勾结、拿国家贷款吃喝嫖赌的所谓民营企业家不是很成功、很安全吗？在我生活着的这座城市，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比比皆是、且身上到处都是光环。而孙大午式的民营企业家的身影却无处寻觅。中国这块充满罪恶感的土地上，不可能容得下孙大午这样真正的民营企业家。
再说孙大午先生的“因言获罪”。据《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披露在采访中听到的另一种说法：孙大午这次出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是一个导火线，更深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言语上的“不检点”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孙大午的长子更是坦言：“我父亲这次完全是因言获罪。”
从孙大午先生近几年来的言行举止来看，他的出现确实是这个灾民社会的“异数”。孙大午先生不去结交手握大权的官场要员并与之进行利益均沾的权钱交易，却去同那些饱学之士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他不去同大小权贵在豪华的酒宴上恍筹交错、欢歌燕舞，却跑到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就“三农”问题“大放厥词”。
孙大午先生现在出事了，那些平素被他所不屑的政界官员正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那些无权无势的自由知识分子除了在网上为孙大午先生呼吁外，却帮不上任何其它的忙。孙大午的失败，是他不按现行体制游戏规则行事的逻辑必然。目前孙先生到底是不是“因言获罪”还不得而知，其实也并不重要了。从孙大午撰写的《小康社会的建设与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以及在北大等高校关于“三农”问题的演讲来看，其言尽管够不上犯罪，但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现时的政治统治所要扩大的基础，应该不包括孙大午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如果说资本家可以“入党”的话，孙大午显然不在“入党”的资本家之列。
有一位叫张钢的网友，在一篇《孙大午何罪之有？》（来源www.wtyzy.net）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充满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商界，孙一不靠蔽荫，二不靠贿赂，三不靠投机，四不靠违法”。然而，正是这诸多的“不靠”，注定了孙大午失败的悲剧命运。孙大午先生试图远离官场，远离腐败，远离龌龊，其实也就远离了安全，远离了宁静，从而一步一步地走近了危险。要知道，在这样一个灾民社会，商只有同官结党，才能找到存活和壮大的空间。中国，只能产生胡雪岩式的商人。孙大午先生企图对“经商要学胡雪岩”的灾民理性进行判逆，其结果是被这个强大的灾民社会所吞噬。孙大午先生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孙大午先生的失败，是中国的失败。
源自《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