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毕节县志》记载，苏宽仁等外籍人士建起的撒拉溪麻风医院，在解放前夕收治的病人达到250人。1951年9月，贵州省毕节地区卫生部门接管医院，接受国外捐助继续对麻风病人进行隔离治疗。五十年代，院内病人多达五百余人，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收治的国家工作人员也有一两百人。
五十年代以后，依托撒拉溪麻风医院建立的毕节地区第二卫生学校，是全国惟一的麻风病防治专业学校，迄今已为贵州乃至全国培养了逾千名“麻防专才”。
麻风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妖魔，何以流传数千年而不绝？那些饱受麻风病折磨的人群，他们的处境怎样？
7月初，我们走进乌蒙山深处的麻风病高发区域，在几处俨然依旧“与世隔绝”的麻风村落里，与那些年迈体弱、肢体畸残的“特殊村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的闯入，对这些面部变形、鼻梁塌陷的老人的平静生活，是一个新鲜、有力的刺激。时至今日，除了常年相处的医生，他们很少有机会与外界的人群正常接触。
如今在医学上，麻风病只是导致人肢体畸残的皮肤传染病，但由于依然存在的社会偏见，麻风病人和那些容貌怪异的康复者，依旧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
“社会上最苦难的人群”
汽车在弯窄的山道上艰难爬行，我们来到了毕节市何官屯镇高寒地带的大坪子村。这里不仅有麻风病人聚居，而且还有专门的麻风医院。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三十多年里，这里迎来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麻风病患者。如今，留在这里的仅有几名医生和二十多名有家难归的老人。
“称他们是病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他们全都早已治愈，即使个别人体内还残存有极少量的麻风杆菌，但已没有传染性。”有医生一路随行壮胆，我们没了“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的行前顾虑，可在麻风医院的老病区里见到那些形容怪异的老人时，心里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是被划为“另类”的特殊群体，在这个与外界不相往来的避风港里，默默地延续着生命的轨迹。
谈及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坐在门前矮石坎上的老祥(化名)双手抱着膝盖，旁若无人地唱起了自己“作词”的“十想歌”：
“一想邹院长，老祥得解放；喊声大姑爹，钞票得几张。二想陈主任，我的救命人；病中救了我，永远不忘本。三想老支书，名叫吴学光；不听他的话，揪起耳朵讲……”
歌声迷惘、苍凉。唱罢，老祥已是泪湿眼眶。
“我是毕节某名牌中学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改革开放后，我靠收土特产和做中药材生意，修起了大房子，买了新家具，成了当地有名的万元户。本以为好日子来了，哪曾想厄运却在不知不觉中降临。”
那是1985年，老祥的右手开始浮肿、脱皮。虽经多次治疗，却毫无效果。医生劝他到麻风医院去检查，他死活不肯。最后，麻防医生主动找上门来，老祥才不得不正视一直不敢也不愿承认的事实。
“当时，他提起镰刀追我，说我给他乱诊断，毁了他的名声。”与麻风病人打了近二十年交道的毕节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生熊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麻风杆菌主要是通过破损的皮肤和呼吸道进入人体。”随行的毕节地区撒拉溪麻风医院院长王宝仁等人说。
老祥发病前不久，曾与人一道开山取石，不慎在脚上弄了个血口子。“在工棚一同吃住，打牌，里面有麻风病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肯出门，不想见人，头发像个长毛贼，总觉得生不如死。医生从窗子里把药递进来，我又把它摔出去。我躺在床上，饿了就抓放在枕边的生米吃，直到后来医生撬门进来，为我送水送饭送药。”老祥不停地吸烟，打开了话匣子。
“那时候，我不仅是一个麻风病人，更是一个疯子。你想，在当地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没想到却患上了这个病。亲友躲避我，妻儿远离我，我像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周围是一片冰山，感受不到一丝温暖，能不疯吗？”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撕心裂肺的折磨，老祥由当初的发疯变得自卑和冷静。他知道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成了黄粱一梦。为了不拖累家人，1987年，他主动和妻子离婚，把辛辛苦苦挣来的几万元钱给了妻儿。妻子带着3个孩子远离故土，老祥成了形单影只的人。
纵然如此，老祥却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他要找回正常人的生活。
在老家闭门医治了两年，老祥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弟兄们为他提供粮食，让他呆在家里，不准他到处跑动。在医生们的劝导下，老祥试着与外人往来，但除了医生和他有面对面的接触外，人们都躲着他远离他孤立他，就是过去的好朋友遇上了，也只是发一支烟给他后，歪着脖子吐一口口水，迅速走得远远的。好强的老祥受不了这个气，1989年住进了麻风村。
于是，在大坪子麻风村的山坳里，多了一位孤独的人。与其他麻风病人不同的是，他独来独往，有时哼唱着一些其他麻风病患者听不懂的词儿和调儿，消解心中的凄凉。每逢天晴的日子，他便钻进大山密林采药，打发寂寞的时光。在麻风村一呆就是14年，岁月催人老，如今的老祥已是皱纹满面，白发如霜。
为了把三个儿女拉扯成人，老祥的妻子在外乡早已嫁作他人妇。尽管子女大学毕业后在省外有了不错的工作，却不敢接他去安享晚年。为了拥有正常人的生活，子女们在他乡隐藏了自己的身世。十多年中，他仅仅见过子女一次。那是前年冬天，3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背着各自的妻子或丈夫，相约来到老祥生活的大山中，看望阔别多年的父亲。面对多年来积存在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痛，面对人世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久别重逢的父子，惟有以泪谢天。
“他们是社会上最苦难的人群。”在去撒拉溪的路上，熊萍医生说。
在撒拉溪麻风村，外籍传教士修建的院楼如今已成危房，当年苏宽仁枪下救人的义举却依然传得山响。去年，这里共有8名年老的康复者病逝，麻风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少。78岁的陈忠会，1946年就在撒拉溪被隔离治疗，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幸存者，还会唱当年传教士教授的圣歌。他们现在每月靠政府补贴的105元费用艰难度日。
“买煤太贵，紧巴巴地过活。”陈忠会说。
“社会麻风”危害更甚
麻风，曾是让人谈之色变、闻之心惊的疾病。《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麻风病：慢性传染病，病原体是麻风杆菌。症状是皮肤麻木，变厚，颜色变深，表面形成结节，毛发脱落，感觉丧失，手指脚趾变形等。也叫癞或大麻风。
据医生介绍，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麻风杆菌是由挪威学者韩森于1874年首先发现，所以麻风病也叫韩森氏病。未经治疗的麻风病人是惟一的已知传染源。其发病体征主要有斑疹、眉发脱落、歪嘴兔眼、虎口无肉、勾手吊脚、足底溃疡、“马鞍鼻”或“狮面”等。
这种过去不知病根，也无法医治的“绝症”，被人们视为“风吹来的魔鬼”。正是这种导致人体外在器官扭曲、变形的疾病，曾让人闻之胆寒，避之惟恐不及。《毕节县志》记载：“患者轻则被逐出乡土，撵进深山老林，重则被活埋，烧死或抛入深坑。”
没有眉毛和头发，这在麻风病中只算“小儿科”。有的嘴脸歪斜变形，面容狰狞；有的两脚残疾，只能靠双拐或轮椅代步；有的双目失明，失去与生活接触的“窗口”；有的两手伸出来，指掌全无，像两根深山里砍来烧火的“树圪蔸”。
在毕节市撒拉溪医院附近的麻风村，当四十多名形体畸残的麻风病人进入记者视线时，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这种恐怖场面仍深深地刺激着记者的视觉神经。
“这里基本上是解放前后住进来的麻风病人，年纪最小的在50岁以上。当时由于医学上还不能治疗麻风病，只好采取收容的办法。这些病人由于患病部位的神经坏死，造成畸残难以康复。”刘放鸣医生介绍。
麻风村里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谭少清讲述了一个60年前发生在他老家的故事：
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含辛茹苦地把3个儿子抚养长大，本应安享晚年，却得了“那个病”。3个儿子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只好“大义灭亲”，拿着农具“围剿”父亲，将生父活活打死，并用柴火将父亲的尸体烧成灰后埋了。儿子们有违“纲常”的不法之举，却得到了乡亲们的理解，他们“收获”了不被乡亲们歧视的权利。
这种惨不忍睹的场面，使这位讲故事的老人在二十多岁患上了麻风病后，逃到了撒拉溪麻风村，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十余年。
“在世不合人群，死了不合鬼群，娘母不能相见，夫妻不能团圆。”一位麻风老人用流传于民间的四句话来描述麻风病人的悲惨遭遇。
正是历史和观念对麻风病的“误判”，演绎了一曲曲家庭的不幸和生命的悲歌。
“我自己的土地不在这里，只因为在老家受人歧视，才搬到麻风村里来。”在黔西县城郊麻风村，年过六旬的苟中明夫妇告诉记者。夫妇俩是麻风村里没有户口的“黑人”，只有靠租种土地当“雇农”度日。
老苟家住黔西县谷里镇。1956年，老苟14岁，这位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少年因患上了麻风病，被父母兄弟赶进了深山。
“我在山里搭窝棚居住，用野果充饥。当时人烟稀少，山林大，豺狼虎豹多，蛇经常钻进屋里，很吓人，与我作伴的黄狗也被豹子拖去了。”老苟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刻骨铭心。
1958年，政府在黔西县建起了麻风院，老苟住了进去。由于病情发现早，麻风病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畸残。经过10年的医治，老苟得以康复。他满怀喜悦地回到老家。然而，令他料想不到的是，父母已搬到了其它地方，不再认他。家乡的人也不准他在村子里出入，不准他到水井边挑水。不得已，他只好住进山上的窝棚里，孤独地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庆幸的是，老苟遇到了“同病相怜”的终身伴侣。老伴王玉芝当时也患上了麻风病，已有两个孩子的王玉芝被丈夫赶出了家门。老苟在孤独中遇到她，并结合在一起，相依相伴，生儿育女。
在撒拉溪麻风村里，记者遇上贵阳某企业单位的退休职工老张和他的妻子。据老张讲，他20年前患了麻风病，来撒拉溪住院治疗期间，和当地一个端庄秀丽的姑娘结成连理。康复后，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带着妻子回到原单位，可单位的职工并不接纳他。为了和他“划清界线”，单位还特意为他修了单独的洗澡房和远离厂区的住房。亲朋好友不再和他往来，他在贵阳备感孤独寂寞。他断然决定回到撒拉溪麻风村，搬到这里长期居住。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上世纪70年代，撒拉溪医院一位麻防工作者到贵阳出差，登记住宿的服务员见他证明上写着撒拉溪麻风医院几个字后，立刻回绝说客房已经住满了。
对麻风病的错误认识已延续了几千年，解除人们的“恐麻”、“歧麻”心理，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在黔西县城郊外的麻风村里，一位麻风病患者十多年前患病时，为不让孩子受连累，把他送到了数十公里开外的姑姑家。孩子长大后，却违背父亲的初衷，返回黔西县麻风村里，靠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与麻风病康复者王新全在村里办起了学校。
这就是年仅24岁的汪彬老师。
汪彬告诉记者，他选择来麻风村教课，是为了让更多麻风病患者子女能够读上书，长大了能够自立自强。汪彬和王新全老师的举动，得到了社会的首肯。邻村没有把麻风病当回事的家长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里来。一外地老板捐资14万元，村里从此有了一幢漂漂亮亮的教学楼。
为了矫正同样沿袭千年的麻风“社会病”，麻防医生和社会有识之士不断努力着。
根绝麻风的路还有多远
麻风病数千年前就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流行，在我国最早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里也有记载。资料显示，作为一种严重的慢性传染病，麻风病目前主要流行于南亚、南美地区，仅邻国印度，每年就有10万例新发病人。
我国麻风病流行程度最重的是广东，累计发现病人十万多例。其次是江苏、云南、四川、贵州等省。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麻防经费投入大，很多省份已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指标。
据贵州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牟鸿江介绍，贵州属全国麻风高流行省份，全省87个县、市、区均有不同程度的麻风流行。截至2002年底，贵州累计发现并登记在册的麻风病人有27897例。
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省的麻风病防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隔离治疗阶段。各地相继在一些边远村寨建立了县级麻风村58个，贵州省建立了两个麻风病院，将发现的病人强制送到麻风村进行封闭、隔离治疗。这一阶段由于没有特效药，治疗效果差，但由于传染源被隔离，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减少了麻风病的传染和流行。
第二阶段是1982年至1986年，贵州省卫生部门对全省八十多个县市进行调查，基本摸清了全省麻风病流行的情况。
第三阶段为社会治疗(家庭治疗)阶段，即开放治疗阶段，从1986年至今，由于推行了世界卫生组织先进的联合化疗方案，疗程短且治愈率高。方案首先在毕节、兴义两地推开，采用氨苯砜、利福平、氯苯吩嗪进行联合治疗。至2001年底，全省有44个县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标准，其中26个县通过省级专家组验收。
牟鸿江介绍，目前贵州尚有50个有麻风病人居住的麻风村，居住在麻风村里的1730人中绝大部分已经治愈，其中1577人有畸残。
撒拉溪麻风医院院长王宝仁等人认为，沿海省份的大投入和病情的有效控制说明，麻风病是一种“穷病”。由于内地边远山区财力吃紧，投入的经费相当有限。因而，要让这些地区尽快消灭麻风病，费用问题依然是“瓶颈”。
“未经治疗的麻风病人，是麻风病惟一的传染源，因而切断传染的途径，十分关键，”牟鸿江说，“但是现在，在城乡分别出现两种值得关注和警醒的现象。一方面在边远农村依然谈麻色变，另一方面城里人开始松懈，不怎么当回事儿。边远山区的打工族，会把麻风病带入低发病区。”
“更可怕的是，现在医学教学也出现了对麻风病的淡化倾向。”他说，在现实中出现了综合医院把麻风病当作“痛风”医治的情况，由于诊断不及时，贻误了患者的病情，同时传染源也没有得到更好控制。
“当前急需的是加大对城乡居民健康教育的投入，这样才能根绝偏见，同时才能及早发现病人、及早进行诊治、及早进行传染源控制，这是麻防工作的惟一正途。”麻防医生们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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