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回的“7·1”民意诉求，以及当局──考虑到它专制的本性以党握军权的现实──难得的平和回应，与14年前北京“4·27”游行之后，开明的高层官员顶住本党历来的跋扈，开始倾听民意，颇有相似之处。
有50万人的无声抗议做后盾，自由党的田北俊成了拨动千斤的关键砝码。北京的两位，廖辉与刘延东所代表的，起码不是国安部与中宣部──谁都知道，这是中央集权两鹰犬──的意思。“香港可以自由确定通过‘23条’的时间表和内容”，这一表态看上去平平，但只看新华社对港人的“7·1”诉求只字不提，就知道它有多么重大，决策层对它的认识与处置上的分歧有多么严重。当然廖辉已经不是当年的廖承志，他没有可能像他的令尊那样潇潇洒洒并毫无芥蒂地问“中央有什么屁要放”，但董特首毕竟已没什么犹豫地宣布了延后──这一宣布其实就是北京的意思，也是大家了然于胸的。
共产党当局因为声势浩大的民间压力而改变政策，这在它执政的53年里，极为罕见，从而也极为难得。这情形14年前4月底曾经出现过，激进的学生一绝食，局面立刻向强硬派张好的罗网里掉；3年前的4月也出现过，朱熔基温和的处置，好像给了激进练功者迅猛发展的空间，一通快意之后，“610办公室”成立。
这结局会在香港重演么？看“7·1”之后高官们关上门闷学“三个代表”（统一思想与统一口径），说变局完全不会发生，恐怕过于乐观了。但港人与中央毕竟隔了一层，让董特首下台，也没有像“打倒李鹏”那样刺耳。
其实这回最有利的一点，是和平示威就是和平示威，没有人可望从中大获其利。就算董下台，北京还政于港人，谁当特首仍须公推。这一法制传统保证了香港不容孳生振臂一呼的革命领袖。
如果北京强硬派抬头，拿出1959年对付西藏的一手，以平息叛乱实现对香港的完全控制──不但生蛋的鸡没了，想让台湾就范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一定把这前前后后都想到了。
六年前，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常常猜想，回归之后，究竟是大陆影响香港，还是香港影响大陆。我一直以为，从制度的先进看，当然是后者；但大小比例悬殊，恐怕难于操作。这回我知道“此言差矣”，因为受了自由与法制沐浴的香港人，包括阿婆与小弟弟，正在教大人物如何在“宪政”下做官。而从廖辉、刘延东的反应看，大人物并非只到董首府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