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免费“回归宴”、免费戏票、免费咖啡等小恩小惠外，最大的“喜糖”是由总理温家宝亲自送来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6月29日下午3时，在温家宝和董建华见证下，商务部副部长安民和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协议书上签字。协定内容主要是从明年一月一日起，香港相当部分输往大陆的产品将享有零关税优惠，多达十六项依据入世协定在四、五年后才完全开放的服务业，也将自明年起优先对香港企业开放。
其实这项“优待”已经难产多时，香港市民这次反董示威催生了这个协定，以便给董建华冲喜而为这次游行降温。这个构想是董建华在前年秋天就向北京提出来的，起初的名义叫“自由贸易区”，但是因为“自由贸易区”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架构，这个提法有鼓吹“港独”之嫌，所以北京后来就改名为“紧密贸易关系”。
那时董建华极想连任第二届特首，以挽回第一届一败涂地的名声，北京也有此意，于是董建华不顾老脸皮向北京伸手。对此中共高层有分歧：一方以江泽民为代表，认同北京要以同香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诱饵来减少董建华连任的阻力，包括商界的阻力，因为董建华的昏庸无能使香港经济沈沦，除了董建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外，大部分工商界的利益也受损。另一派则有保留，因为中国大陆本身连年通货紧缩，每年靠大量财政赤字来“刺激内需”，国家不堪重荷，因而对每年从香港来的估计数十亿元的关税收入不舍得割爱。由于事关重大，所以讨论了长时间，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例如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就声称要尽快启动；但是就是这次来签署的副部长安民就百般不愿意，在香港面对媒体摆过两次威风，这次指责宗教界人士是第三次了。中国的地方势力对北京如此厚爱香港也愤愤不平，广东的官员何以常常奚落香港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本来在去年上半年落实给董建华连任冲喜的安排，又拖了整整一年。
这个协定虽然对香港有好处，但是专家、学者和工商界人士都指出它不是万应灵丹，因为受惠最大的主要是几个行业，如电影界、银行、律师、测量师等等。尤其是对解决香港的高失业率没有甚么帮助，因为香港的成本仍然高于大陆，而且已经在大陆投资的外商、港商，也不会因此动众兴师撤回香港。何况为23条立法，将使香港逐渐失去法治和资讯自由方面的优势。
但是协定的后遗症显而易见，因为香港的经济更因为依靠大陆而失去自主性，以往的敏感、活力就此慢慢丧失，本来进攻型的全球化经济，为香港中国创下外汇，却成了要中国来负担。有人担心，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后香港出现“负资产阶级”，而整个香港也将成为中国的“负资产”。
八○年代中共决定收回香港时，香港每年给中国创下的外汇收入最少占三分之一，香港还有先进的管理水平、技术能力，完善的法律制度，自由的资讯流通，特别是金融中心多带来的外来资金，所以邓小平忍痛提出“一国两制”，默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时候香港是会生金蛋的鸡。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给台湾做样板，还免了香港向中央缴税的义务。然而从那时到现在不到二十年，从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到现在才六年，香港已经变样、变种，从会给中国生金蛋的鸡变成要靠中国实施喜糖来冲喜、来喂养的瘟鸡。九七年冬天的“禽流感”和今年春天的SARS，也是“特区症候群”（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yndrome），这场瘟疫简直就是上天注定的厄运。中共“解放”香港，当时在他们看来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但是在香港市民看来已经是“天翻地覆哀而伤”。朱熔基去年十一月最后一次来香港时有感而发的说：“香港回归祖国，在我 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的确，中共和董建华都是民族罪人，历史迟早要清算摧毁香港的民族罪人。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