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小姐购买假证，理当依法受到处罚，笔者对此不想多发议论。我想说的是，派出所以“钓鱼”的方式引出违法者，然后罚款了事，哪里像是执法，分明是在做生意！在柏树林派出所，国家的法律、人民赋予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全都成了为“执法生意”服务的工具。《华商报》的报道称，当侯小姐的男友张先生问民警自己的女友犯了哪一条要被处罚时，一自称是实习警察的人拿来《刑法》，指着第280条说，本来要刑拘的，是她自愿接受处罚，要不还要刑拘。
而且，跟柏树林派出所做“执法生意”还可以讨价还价，完全“随行就市”，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当《华商报》暗访的记者被带到派出所时，因为警察觉得他们“像学生”，处罚金额就从1500元降到了1200元。跟一般的生意不同的是，柏树林派出所做“执法生意”不仅“价格”可以讨价还价，而且法律也可以讨价还价。当暗访的记者追问“罚款应按照什么罚？有什么依据？”时，负责办案的民警回答：“本来要按照《刑法》处理，看你们也没有坏居心，就按照治安处罚条例吧！”你看，刑事案件一下子就变成了一般违法案件，这法律“还价”的幅度还挺大！
派出所的“执法生意”越做越红火，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地方的执法机关每年都以结多少案、抓多少人、罚多少款作为衡量派出所“政绩”的依据，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执法经济”属于组织侵权行为，对侵权人来说，在“法不治众”的传统下，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惩处。
派出所的“执法生意”打着法律和公权的旗号，干的却是践踏法律和公权、维护小团体和个人利益的勾当，不仅销蚀了公权组织的社会公信度，而且降低了公众对建立法治社会的信心，其危害不可小觑。果戈里说：“执法偏颇，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幸。”执法机关以种种卑劣手段“请君入瓮”，可以说是法治时代最大的悲剧。
要想遏制少数派出所“执法生意”之类的组织枉法行为，笔者以为根本的一点在于对组织行为进行解剖，分清出手者、“拍板者”及协从者，撕开组织行为的保护罩，严惩出手者，追究“拍板者”。事实证明，在许多枉法案件中，“拍板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是因为他们往往窃居高位，不但个人安然无恙，还对出手者以组织名义实行层层保护。因为保住肇事者，也就等于保住了自己。因此，法律如果不制裁不法的“拍板者”，任何打向组织枉法行为的拳头，就难免“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