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风沙的春天对北京来说是鲜有的，然而就在这个多年难得一遇的好季节里，两场相继上映的“倒萨战”却搅得整个北京城天昏地暗，人们的心情也大有忽冬忽夏之感。
先是由美英联军主导的旨在推翻“伟大的领袖”、“人民的好伯伯”和“人民的救世主”(前伊拉克官员见面时必须一字不拉地背诵的伊拉克总统长达十九页简历前面的名头，摘自《青年参考》报)萨达姆统治的战争获胜，这对北京的自由知识份子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与激励，当人们从萤幕上看到巴格达市中心的萨达姆标志性塑像被拉倒时，其心情不亚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柏林墙的倒塌，一个大独裁者终于倒在了人民的脚下，虽然此前的二十多年间，萨达姆为了树立自已至高无上的权威大搞造神运动，把自已大大小小的塑像戳满伊拉克的角角落落--街心公园里，其塑像是一副微笑浪漫的样子，在乡村路边的塑像，则又是微笑哈腰专心致志地收割小麦，而在建筑工地上他的塑像却是身穿工装扛着水泥袋的样儿……据悉在伊拉克境内萨达姆的塑像就有几百万个，其中大的竟有二十多米高！萨达姆能牢固统治的基础就是他深谙“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的流氓逻辑，但其最终的毁灭也不能说与谎言无关。
而由南向北逐渐扩散的萨斯病毒在中国的一再蔓延，以至于将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一夜之间在全国人心目中变成为一疫区”的现实，着实在“令人揪心”（胡锦涛谈萨斯语）的同时，感到渗入骨髓的阴冷与绝望。虽然北京城在这段患难与共的时日里，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友爱与坚韧。
萨达姆统治蹂躏伊拉克人民那么多年和萨斯在中国的滋蔓这两者之间有无共同之处呢？有的。因为从我们在萤幕上看到的这两场真人战争秀中就不难看出端倪──先说说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拍得像MTV一样煽情的伊拉克战争：还没等三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半第一枚导弹在巴格达炸响，我们的传媒上充斥的竟全是些伊拉克人手拿各种轻重武器又蹦又跳的狂热武装游行画面，间或还有一、两位看上去都有七、八十岁了的老太太，手里拿着枪支对着摄像机镜头微笑着讲“誓死保卫萨达姆，我们不怕美国佬的导弹！”之类的豪言壮语，然而随着萨达姆巨大塑像的倒塌，拉着硬从萨达姆的塑像上砸下来的巨大头颅在巴格达大街上狂欢、用鞋底在萨达姆塑像的脸上抽打和抢劫伊拉克前高官住宅的也正是这么一群人。这就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北京的游行人群高呼“油炸火烧邓小平”的口号，而邓死后又是“十里长街哭送小平”是一样的道理：在一个专制体制下，老百姓的情感指向往往是亡目从且不负任何责任的，仅是一次无缘无故的爱与恨的自我宣泄。
再加上我们的那些播音员和嘉宾们在播报中，毫不掩饰且倾向性极强的误导，似乎伊拉克人民真要众志成城地和美英这两个新老“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似的。而眼下在对北京抗击萨斯的报导中，萤幕上又频频出现医护人员火线入党和虚张声势的所谓“众志成城”抗非典的拙劣画面。如此等等，真令我不明白我们的这些播音员和嘉宾们，是真不明白还是“奉旨”装傻：在伊拉克这样一个典型的特务和秘密警察的国度里，平民百姓面对传媒的这种极端表演，正是他们为保证自身安全而表现出的本能反应。对北京倒萨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难道那些传媒精英们就不明白：他们其实最需要的是充足的睡眠和心理上的松弛，而怎么又忍心让他们摆拍一些虚假的镜头进而用来造势呢？
你们不去充分地利用手中的媒体真正去帮助老百姓减轻心理上的恐惧，而是找一些狗屁经济学家大讲所谓“萨斯对中国经济增长百分之多少不会有影响”或者“疫情可催生新产业”之类的鬼话，这和当年长江发洪水时那几个混蛋“学者”大讲一洪水能拉动中国经济”之类屁话又有甚么样的区别？！倒是温家宝五月十日在太原考察萨斯时讲的“疫情未控制，决不允许做表面文章”更理性也更务实一些。
这里且不说我们的传媒在整个伊拉克的倒萨战争中一味地淡化萨达姆的罪恶，也不究他们是怎样将巴格达解放后当地市民们欢喜若狂地与英美联军相互拥抱的镜头是怎么被“贪污”掉的。仅说从战争刚一开始转播，就人为地将那些受伤的伊拉克小孩儿和哭天抢地的老人拼贴成片头，然后再滚动式地反复播放。在播报过程中，又有意识地将伊拉克平民伤亡人数中的“伤”和“亡”的数目混在一起讲的这些行为就够令人费解的了──总愿意把自己的脚站在一个独裁者一边，难道就不怕陷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尴尬境地？因为凭籍他们所处的位置，要比普通人获得相关萨达姆的真实资料容易得多！难道还有比最近在阿布．加拉比监狱附近墓地上拍的那张亲吻着被害儿子头骨的老人的照片更能说明问题的吗？仅在巴格达的五个类似墓地里就同时挖出六千多名政治犯的尸骨，且其中百分之三十是被活埋的，这还不算在一九九四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短短的两天中，萨达姆号召的所谓追捕逃兵中被活生生地割下的三千五百人的耳朵。
而萨达姆落得如此下场和其政权最终垮台的原因也正是谎言：君不见起初两军尚未开战，世界上还有国家愿为萨达姆一家提供流亡的可能，而萨达姆之所以能下定抵抗的决心，不能不说与“十几万或几十万共和国卫队的忠心”和老百姓们狂热的“誓死保卫”誓言无关！而战争中伊军下级对上级的谎报军情和蒙骗则是其指挥屡屡失误直至一触即溃的主因：部队已经弃甲四散，而上级得到的报告却是正在顽强抵抗；城池早已陷落，报告仍是我们获得大胜之类的谎言瞒报，也真难为了伊方的发言人萨哈夫那张铁嘴上些所谓的情报也可能就是他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底气十足且信誓旦旦的原因之一了。
在极权制度下平民百姓面对媒体的表态，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场不练自熟且习以为常的表演秀，而此番表演秀一旦离开传媒而回到日常生活中，连表演者自已也难以面对。伊拉克人在萨达姆统治时期面对摄像镜头讲的“誓死保卫萨达姆”和大陆百姓在“战胜非典的人民战争中”接受电视采访时讲的“在几个代表”或“在十几大精神指导下战胜非典”之类的话语就有异曲同工之效，无疑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要对家人或同事如此讲话，一定会成为真正的“另类”或者被骂为精神病的。
对伊拉克倒萨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媒体，而对北京的倒萨我则有点“不识庐山直一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味道。
非典在广州闹得很凶的时候，正赶上北京一片太平盛世景象的开“两会”，而我又忙于一些出版上的事情，连一丁点相关的消息都不知晓。偶而听说广州闹怪病，老百姓四处抢购，一瓶普通白醋已一买到了二百多块，我心里仍不以为然：中国老百姓一窝蜂的事儿还少？喝红茶菌、打鸡血针、摇呼啦圈、穿红衬衫…
而在其间我还去了趟深圳，来去匆匆也没甚么特别的感觉，可能是这么多年来碰到的“偶然”太多，把一些生生死死的事也看淡了。而真正让我感到萨斯迫在眼前的是一天下午，当我经过家门口的一个农贸市场时的情景：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的抢购，平时才几毛钱一斤的白萝卜卖到六、七块钱一斤，大米、土豆看见甚么，甚么就长价，大家伙全都像不要钱似地疯抢。随后我也同家人去超市购买，见到的真正的是人山人海，等着交钱的人流足有二百米长，可就在一转身间却让我无意间拣了个大便宜：超市里的鲜花却在大减价且无人问津，平时二十多块钱一扎的百合花才卖四块钱，我便买了几扎鲜花，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打道回府了。一路上我嘴里还不忘对家人打趣：平时不相信共产党，现在一定要相信，共产党有这个调配能力。因为专制在特殊情况下往往要比民主更有社会动员能力。但为甚么在政府官员一再在媒体上信誓旦旦地讲不会涨价、不会封城和打击造谣者之类话的同时，老百姓却仍反其道而行之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政府这么多年来把“狼来了”的游戏玩得太多了！
再说北京目前在反击萨斯中流行起来的一些术语，也够让人唔心的了：先说所谓“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吧，从二OO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广东中山市发现第一例萨斯病人，再到四月二十日北京当局迫于蒋彦永医生的勇敢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公开萨斯的真实疫情，其间相隔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还有脸讲“突如其来”？再从二月下旬广州市卫生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恐吓记者“你问这个问题你要负责”，到四月三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银屏上郑重其事的大讲“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很安全”，再到四月十日少壮派的北京市长孟学农笑咪咪地在电视上对来访的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同村正时大讲“对于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北京市，二十二个病例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等等这一系列的劣行，进而导致张、孟二人的下台，随之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另一句“引咎辞职，政坛新风”的新辞汇，可从最近《北京晨报》上刊发的题篇《借电话传非典谣言可判五年以上》的标题文章来看，仅所谓在电话上传播“谣言”就可判五年以上徒刑，那么这些在公众媒体上公然撒谎并且直接造成了萨斯疫情蔓延的官员们又该判处多少年呢？
据外国传媒揭露，我们看到的那些为了阻碍国际卫生组织的检查而指挥相关人员把萨斯病人转移上救护车，让其在人口密集的北京街头游车河的官员们又将作何处理？且不说他们用萨达姆当年躲避联合国核检人员同样的手段东躲西藏地躲避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给已是“世贸”组织成员的中国在国际上带来的恶劣影响，仅凭他们能把如此多的高危传染病人弄到大街上游车河，其行为就够令人毛骨悚然的了！
我真不明白：萨斯病毒又不是这些官员们自己搞腐败搞出来的，为甚么他们还要一味地瞒报谎报呢？是怕疫情公开后会影响了所谓的“稳定？还是“报喜不报忧”的政绩意在作崇？抑或是受深谙共产政权运作逻辑的林彪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的真传？虽然在目前这个政权体系中，数位出官的游戏尚能把“乡里骗县上，县上骗市上，一直骗到党中央”玩圆了，但鹇朐谡獯蚊娑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