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向西行。我租了一辆吉普车、带了一顶帐篷和一个睡袋。我从我北京的家驶向河北省，从渤海之滨开始了我的旅行。我打算沿着“长城”附近的乡间小路前行。
长城是中国的一个象征，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却不断被人们误解着。人们普遍认为，长城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但事实上，中国北部纵横交错着由多个朝代修建的各不相同的城墙。直到现代，由于外国的误解，加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通过使用“长城”这个词，才将这些古墙象征性地连接在一起。
我在追寻一个神话，希望在路上能遇到帮我揭开真相的人。学者和专家对我没有特别的吸引力－－相反，我希望见到一些中国老百姓，他们生活在这些古老的要塞附近，会对过去和现在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隆重的葬礼
我在秋天出发，那时，河北各地丰收的粮食被有意地放在公路上，等待过往车辆碾过脱壳。高梁、小麦－－谷壳在我的轮胎下噼啪作响。那古墙像石头幻影一样高悬在山顶上。
在经过山西时，一路上看到葬礼我就停下来。第一次是在一个名叫新荣的小镇，这里的主路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聚在这里，观看一个四处游走的地方戏班子的表演，怀念一位名叫何宇（音）的辞世商人。他生前拥有新荣最大的商店－－新源商店，这个戏班子受雇在商店门前表演。戏班子的舞台是一辆改装过的“北京”130卡车，车栏杆被拆掉，装上了大喇叭。戏班子的头儿叫魏福（音），他脸上涂着油彩，咧嘴一笑，告诉我：他们80%的收入都来自丧事。他说：“当然，我为家属感到难过，但这是我的生活。”
第二天，当我遇到张宝龙（音）时，他脸上也有着同样的笑容。离开新荣，我向西南行进，地貌变得荒凉，贫瘠的小山上隔不远就出现一座烽火台，这曾经是明代防御工事的一部分。我把车停在路边，凝视其中一座古台，接着，我就听到附近举行葬礼的哀号声。当我走近时，一个矮胖子递给我他的名片。名片上用中文写着：张宝龙/风水师/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名片背面还印着27项独立服务项目。一些很容易被定义为“红”，或“喜”（“挑媳妇”），而其他显然是“白”（“挑墓地”），但有时颜色就模糊了。张还有其它各项服务：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建房”，“估计煤矿位置”，“拖车”。张说：“我很忙。”他今天来是选墓地的。
亡者家属轮流在墓前下跪。似乎没有介意我观看。过去共产党作为旧迷信禁止风水活动。但是，在过去年里，随着经济的开放，旧迷信又死灰复燃－－并经过重新包装，印在名片上。
手写的村志
我继续开车向内蒙古自治区进发。在山西北部的土地上，散布着用土坯修建的已经废弃的防御工事。我穿乡越寨，经过绵延几十英里的古墙和烽火台。这些村子到处是高墙堡垒，许多镇子的名字都带有“堡”“营”“岗”。从前，这里是中国士兵把守的要塞，如今是沉睡的山村。这里的农民种土豆。他们在炎炎烈日下辛勤劳作，而那些堡垒如同古老的可怕的东西，或灰飞烟灭，或化作断壁残垣。
这些防御工事的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明代。如今我们看作长城的大部分都是在明代修建的，明代是唯一用砖石修建防御墙的朝代。
我把车停在宁路（音），走过这个村子就是内蒙了。宁路被近一英里长的古城墙包围着，有120个村民。老人们坐在村子的场院里晒太阳
。
在中国的村庄里，我经常会问是否有人了解地方史。不管什么时候我请教学者，他们都强调同一件事：不要低估当地人记忆的价值。
场院里的老人立刻说：“找老陈谈谈。”他叫陈真（音），今年53岁，是一个种土豆的农民，有不到两英亩的尘土飞扬的土地，还有5头羊，年收入大约为200 美元。他戴着一副沉重的黑边眼镜，银白色的头发剃得很短。他将我领到家里，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捆订在一起的米纸。封面是他写的：宁路志/1992年1月22日开始研究。
我打开书，读着老陈详细的描述：“城墙修建于嘉靖22年（1543年），外贴万历1年（1573年）烧制的窑砖。”
这本书有几十页，记录了几百个日期，其中还有插图和地图。老陈说：“我研究了县里的档案，然后同镇里对往事有记忆的老人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死了。我去年才写完这本书。
他给我看他在一段汉长城附近捡到的陶片。三个朝代在这个地区留下防御工事，老陈提出要带我到废墟看看。我们开着车，驶向北面的山，他把我带进满是野草和土沟的山谷里。老陈走起路来慢悠悠的，是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样子：双手扣着，背在身后，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他指着远处的北魏长城，那是一段向东北延伸的两英尺高的破土瘠。汉长城小极了，要不是他指点，我根本注意不到。与之平行的是明长城，六英尺高，顺着山向东延伸。被一条公路截断，公路上竖着一个石碑，插入长城的中心，上面写着“内蒙”。
城乡游走族
我开车进入内蒙。这里地势较高，是一片空旷的草原，傍晚时分，我停车野营。黑夜寒冷而清澈，头顶群星点点，北极星在西边的天空熠熠闪光。半夜，帐篷突然被光照亮，我“噌”的一下坐起来，以为那是卡车的前灯。后来，才意识到是月亮刚刚升上地平线。我端坐了一会儿，听着风声和我心脏的跳动。
我经常宿营或在卡车站过夜，省得住旅馆。我希望这次秋季旅行能到陕西省，然后，我就能在春天继续向长城的最西端进发。我所走过的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少见到外国人，有时他们问我是不是蒙古人、西藏人或新疆人。 我经常让人搭车，他们通常在农村老家和城里的新住处来来往往。
中国国内的流动人口估计为1.5亿，大多是在城市里找工作的农民。我的许多乘客都是精明的小城镇人－－在城市的饭店或美容厅做服务员的农村妇女。她们的头发染成鲜亮的红色，一坐到车里就带进一股廉价的香水的味道。她们直挺挺地坐着，背很少靠在座位上，似乎搭车是一种正式的经历。
我这次秋季旅行的终点是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这个高原的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有着分瘠的黄土山，崎岖的河谷。几百年前，这些山上种满了树，但是，农民世世代代的耕种和多年干旱使这片土地变得同海滩一样贫瘠。这里是这个拥挤国家北部的最后一块可耕地，仍然种着许多庄稼；1949年以来，黄土高原的人口翻了一番。
这里的地干的时候像石头一样硬，有水的时候又会裂口子。这里的降雨量很少，但即便如此，少量的水都足以将脆弱的土地撕裂，将表层土带走。时间一长，小裂缝就成了大沟壑。人们居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
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我总是能看到更多的宣传标语。有时标语上的指示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我开车经过黄褐色的山，山坡上面刻着50英尺高的字：让青山更绿。
古墙新用途
春天，我出发去完成长城之旅。这一次，我希望能走到甘肃省，汉长城和明长城遗址最西端就在那里。我还是从北京出发，但这次沿北路进发，希望尽快穿过内蒙。从地图上看很简单，但我从没想到在内蒙广袤贫瘠的草原上，会出现交通堵塞。
西伯利亚强风暴南下，气温骤降。油管冻得结结实实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110国道上一动不动。
长城是中国前进路上的伴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路过兴武营，在这个荒凉的村庄里，村民只有爬上明长城废墟，才能收到好的手机信号。他们站在古墙上，拼命地拨号，并凝视远方，好像在寻找入侵者。在这些地区，骑摩托的人将光盘装在挡泥板上，代替反光罩。高科技与古老的事物交错，似乎现代化像侵略者一样突如其来－－当手机代替了烟雾弹，而你还要爬到古墙上去用它时，这意味着什么？在兴武营，古墙现在是一个附件，与手机相连，保卫着信号接收。
经过内蒙后，我穿过滕格里沙漠，沿着黄河向西进入甘肃省，然后向北拐。在古代，甘肃是西部腹地，这里密集着古老的防御工事。312国道边，延伸着数英里长的古墙。
我在嘉峪关遇到杨勇福（音），他在重修明长城的一段。
杨声称自己是第一位获得许可，为盈利对长城的一段进行重修的中国商人。他今年40岁，从前是农民，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监督政府资助的另一处长城的修缮工程。他利用那一次经验和超过12万美元的投资，现在重修这段横贯附近沙漠的长城。
汉代要塞的最后一段在嘉峪关以西的沙漠上。
经过一个名叫苏北（音）的小镇后，我继续行驶在215国道上，向青海省内的山脉方向开去。汉长城的最后一段从我身边滑过；整个长城如今都在我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