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周恩来会面的问题，向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但迄今为止，研究者并没有多少收获。在过去，大陆学者依据周恩来当年的电报，断定蒋、周曾经会面，蒋且许下诺言，然而却说不清见面的具体时间；台湾学者过去则往往否认有见面的事实，当然更不承认蒋有任何许诺，可是却无法证明周恩来电报纯属虚构。所以会弄出这许多论来，关键在于事变后公布的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宋、周会面的情形，对蒋、周会见却未置一词。尽管蒋、宋事变后发表之文字，事实均为其幕僚手笔，但既以蒋、宋名义发表，又经蒋、宋亲阅亲改，一般人自然会以此为据。故这些文字给人印象很深。人们通常据此认为，周只见过宋美龄，并未见到蒋介石。再加上张学良事变后即被关押，失去自由，一九五六年底虽写有所谓〈西安事变反省录〉之文字，对此也毫无记述，周恩来之电报遂成孤证。争论亦由是而生。
正因为如此，蒋、周会面一事，遂成为人们格外关心的问题。张学良刚一恢复自由，捷足先登的日本 (NHK)电台记者，就抓住这个问题对张学良穷追不舍。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张当即摆手表示不愿回答，说：“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但依张之性格，张又忍不住要说明：“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等到记者进一步追问：“您愿不愿意谈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张则再度摇头拒绝，称：“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而后，美国之音记者也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并特别询问：是否周、蒋及您三人的单独会面对结束事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张的回答再度表现得很犹豫，称：“此事现在我应该说不应该说，你教我想一想。”自然，他最后还是忍不住谈了几句，说：“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张学良关于蒋、周会面欲言又止的态度，无疑更增加了人们的好奇感。而张所谓不愿意伤害他人，说到底不过是因为蒋介石、宋美龄都早有公开文章摆在那里，只字不提蒋、周会面之事，张不能不顾及当事人不愿提及此事的态度。不过，不管张学良的证言在披露令人备感神秘的蒋、周会面内容方面能否满足多数人的好奇心，它毕竟证实了蒋、周会面的事实。这意味着周恩来的电报可信。
说法各异迷雾未除
细读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发现蒋、宋二人其实也并未直接否认周恩来有见到蒋介石之事实。有些学者对此力持否定态度，很大程度上看来也是基于对蒋之崇信而发生的一种误判。所以有此说法，除张学良之言已证实此种判断不当外，具体讨论蒋、宋当年发表之文章，亦不难发现二人不过是有意避免提及此事，并存心在文字上预设迷宫而已。 已知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开始谈判为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谈判达成一定妥协并经蒋基本认可后，才有周恩来见蒋之可能。而蒋、宋、宋二十五日下什即离开西安，故周见蒋只能是在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蒋离西安前之两天之间。可是，蒋公布之〈西安半月记〉，这两天之记述十分简单，并无只字词组提到这方面的情况。倒是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隐约提到：二十四日，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在这里，宋隐约承认与周见面，却又强调因“委员长所不愿见”之故，如此文章自然难免会使人得出错误的印象。
不过，纵使我们能够确定周恩来见蒋之事实，依据周、张二人的说法，却依旧无法充分得知周恩来见蒋时所谈之内容，甚至也难以确定二人见面之时间。这是因为，目前公开谈到周见蒋谈话内容的文字，只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蒋、张离开西安后周发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电报文字十分简略，它只谈到五项内容。一是谈“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说宋子文绝对负责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同时两宋均保证停战撤兵，担保蒋停止剿共，准备改编后统一指挥，发动抗日；二是谈他见蒋情形；三是谈蒋、宋、宋要今日走，杨虎城和他认为应有一政治文件做保证，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飞洛阳；四是对形势估计，认为问题不大，宋子文很有诚意；五是强调仍应加强戒备，以防万一。在第二项谈他见蒋情形时只有简单几句话，即“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从上面的文字当中，我们显然无法判断周见蒋的时间，而仅依周个人之叙述，我们也难以周所述之三条，即为二人谈话之内容。毕竟张学良有所谓只是周向蒋问候，自承部下，二人“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的说法。
蒋介石密档透露事实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台北国史馆所藏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对外开放。其中披露西安事变期间各种档案资料甚多，尤以根据蒋日记类抄编写之《困勉记》（卷四十）对蒋事变期间目睹及经历之史实，记述较为客观。比照蒋之〈西安半月记〉，不难发现前者重在记述史实，而后者则侧重宣传，为求宣传之效果，其在内容上自不能不有相当之修改与删节。对此，虽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加以对照，但略做比较，相信多数读者亦可发现《困勉记》中所述当更为真实。
如十二月二十三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等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在这里，蒋只字未提这时已是重要谈判对象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而《困勉记》依据日记则并未回避本日中共参加谈判之事实，及周恩来已提出见蒋之要求等情况。称： 晨醒在床，语夫人曰“此事症结在共党，共党代表周恩来要求见余，余坚持之。今可令宋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付方针。惟余终不愿与相见。如彼此要见，夫人可代见之。”夫人起床，召宋子文告以公之意。宋子文乃出。晚，宋子文入见，谓“已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无甚难题，惟要求委员长与之一见已足。虽不谈话亦可。”公乃令于明日十时与夫人相见。
比较以上两者，不难看出其间的不同。由《困勉记》二十三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可得两点重要收获：
第一，二十三日宋子文、宋美龄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乃得蒋批准而后行之。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宋美龄之时间可确定为二十四日上什十时，原因是周此前提出见蒋，蒋未同意，但二十三日谈判后蒋已松口，同意先由宋美龄接见之。
再如二十四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这里仍未见有任何提及中共及周恩来之处。而《困勉记》则明记曰： 上什，共党忽提七条件，并言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蒋先生在西安。公曰“是何与昨夜所谈者相反也？此必张学良故使共党作黑面，彼乃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乃嘱宋子文退回条件，并嘱转言“此条件不能视蒋先生也。”宋子文出，告张学良，张学良出而调解，未几，入见谓“已痛斥之矣。共党不再言条件，惟要求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公乃允之，嘱张学良曰“尔必同来。”晚十时许，周恩来见夫人已，夫人导入，公已睡起，而与之握手相见，曰“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恩来乃辞出。
两两比较，亦可看出其显著之差异。而由《困勉记》二十四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仍可得两点重要之收获：第一，周恩来第二次见宋美龄的时间可确定为二十四日晚十时前；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蒋的时间为二十四日晚十时后，且由宋美龄引见。惟因蒋已睡下，虽起而与周握手相见，但双方似未多谈周即知趣而退。
两人谈了什么？
又如二十五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