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帮助忘却便是帮助谋杀。”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导演
“六•四”，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日子；“六•四”，是中华民族语言中最血腥的一个词汇；6.4，是中华民族发展坐标里最无理的一个数字……
整整十年了，六•四死难者、伤残者的血色渐渐淡泊，六•四被通缉者、被关押者们的命运不再揪心，“六•四没有死人”的谎言已经洗净，于是当年的屠夫及其袁木们纷纷出头露面“反省”起六•四学运来，利用一切机会对六•四受害者指手划脚、出言不逊。与绝食学生“祖国啊母亲／只要您一声呼唤／我情愿一百次的死去！”（《我情愿──一位绝食者的心曲》，作者小川，国防大学）的爱国主义情怀相比，这些所谓的六•四“反省”者显得多么自私、冷血；他们有意无意间维护中共专制独裁，这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汉朝、宋朝也发生过学生运动，结果都以皇帝下“罪己诏”而结束。近代的学生运动（如“五•四”）参加者大都要比我的“六•四”伙伴们动作激烈，但结局都没有象“六•四”那样惨烈。传说闻听奉命驱散学生的士兵乱枪打死了几个学生，北洋政府总理、军阀段祺瑞不住地捶胸顿足，疾呼“老夫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抗战前学生运动在南京打了教育、外交部长，国民党政府也没有采取镇压措施；蒋介石还给跪下求见的清华大学校长跪下；后来学生也没有遭到残酷清洗。1947年，中共策动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要自由、要民主、保障人权”，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国民党政权最严厉的镇压不过是5月31日武汉军警开枪打死3人（中共所谓“5•20”惨案实即南京军警冲散示威人群，500余人被打、10余人受枪伤）。而这一切，在六•四屠城用坦克、装甲车对付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给它下跪的爱国学子的中共面前，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甚至简直太小儿科了！
我以为，无论是动机的忧国忧民、学生的理智温和、规模的宏伟广大、结局的悲壮惨烈还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上，六•四都已经取代五•四成为中国历次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最伟大的代表；六•四学生与群众以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的和平，直面中共自私自利的卖国主义的暴力，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记“四项基本原则”在神州大地上彻底破产，从而向世界显示出中华民族仍然具有一个伟大民族的素质，完全称得上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前仆后继争取民主、自由、公正的艰苦斗争的一个精典！
然而，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女神，最后还是被中共坦克的履带在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的黑幕中压碎了。民主、自由、公正，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依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中国梦。中国应当怎么办？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中国是否应当民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成语
我的朋友大都为名校毕业、学富五车的博士。最近在闲聊中我问了一个实在简单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应当民主？”他们中有几个立刻说：“那样中国人才能民主选举自己的政府呗。”我接着问了一个同样简单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应当民主选举自己的政府？”令我吃惊的是，他们中间竟没有一个能够立刻回答上来──而这，可是二百多年前美国人就已清楚的常识呀！
1776年2月14日，汤玛斯•佩恩（Thomas Paine）撰写的《常识》一书在费城出版，很快便成为当时新大陆排行第一的畅销书。
在“泛言政府的起源与设计兼简评英格兰宪法”一章中，佩恩首先指出：“社稷起源于人民的需要，政府则起源于人性的缺点”；“…社稷中的每个人若能永远保持对他人的绝对公平，就会使强制性的法律和政府失去存在的必要”；但是，“…人们会疏忽互相间的责任与义务；这种不负责任性，便凸出了人民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以弥补人类道德缺陷的必要。”这无疑证明了：政府的权力天然地来自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
接着在“论独裁与世袭”一章中，佩恩这样批判独裁：“人类在上帝创造时顺序上是平等的，……男女系自然的区分，善恶是天堂的判定，但为何一小撮人自呱呱坠地起就比其余的人崇高尊贵、截然不同宛如一个生物新种，以及这样的‘异类’于人类到底是福是祸，很值得探讨。……这种高于芸芸众生的‘贵人’既违反了众生平等的自然规律，也背叛了《圣经》的谆谆教诲。……拥护独裁，在《圣经》中被列为古代犹太人的原罪之一；上帝为此曾给予他们痛斥和诅咒。”
同章佩恩继续批判世袭制度：“人类在独裁上又增添了世袭这个罪恶；独裁是我们人类的降格与自轻，而被一小撮人视为天生权利的世袭，则更是对人类子孙后代的污辱与强迫。这是因为，所有的（男）人起初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有权使其家族后代永远比其他人优越；即使他个人或许值得同时代人授予某种程度的荣耀，其后裔也许就根本不配这份荣耀。……因为〔世袭〕这个不理智、不公平、不自然的契约很可能将人类子孙置于一个流氓无赖或弱智白痴的统治之下。”
佩恩进而精彩地还大独裁者们（令人不禁想到佩恩身后二百年在遥远的东方耀武扬威的中共头目们）以历史的真面目：“……很多时候，一旦我们揭开他们陈旧过时的黑幕，追究这一小撮‘贵人’的发家史，我们会发现他们功成名就的第一代不过是某个不甘心没没无闻的帮派中靠无出其右的野蛮手段攫取头领地位的首恶而已。……自以为生来就是该被人民臣服的统治者的那一小撮人，很快就会变得目空一切、忘乎所以；他们因过早从普通人里分离出来，思想浸渍着唯我独尊的毒素；他们生活的小圈子与其余人所在的大千世界是如此实质性地不同，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知道民众的利益所在，从而成为社稷中最无知、最不适合担任领导的一类。”
综上所述，民主是人类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天然权利；人类应当普行民主，因为她不仅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且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根本源泉：人人生而平等。这，就是二百年前的《常识》。
《常识》发表后仅仅数月的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正式对英国专制统治说不。由汤玛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主笔的美国《独立宣言》向全人类庄严宣布：每个男人生而平等，都有如下不可分割、剥夺的基本权利：生活（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今天，美国《独立宣言》的基本精神依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men”已意指所有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人，无论是否美国公民）：美国宪法的三大原则即为自由、平等、公正；其中的“民权法案”更是保障了这块土地上每个人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住所安全、和平集会、公平审判等基本人权。
这里值得澄清在华人中颇有市场的一个对平等的误解：“毫无疑问，尽管美国号称是一个平等和自由的国家，但那种神话其实是不存在的，在美国处处都有等级和生活品味的差别。”（邱华栋，《有钱≠格调》，载于《华报》，1999.5.29）
对照杰佛逊二百多年前写的那段字字珠玑的文字，稍有理智者都不难看出，在“生活（命）、自由”之外，美国民主还要保证每个人的，是“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而非同等幸福的权利。前者着眼机会，后者乞求结果，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勤奋的程度有不同，要求一个勤俭、能干的人去保证一个懒散、无能的人同样幸福，那反而是对“平等和自由”的亵渎；而象中共那样剥削压迫中国劳动者来保证昏庸无能的中共官僚享受比聪明勤俭的中国百姓幸福许多的奢侈生活，那更是对“平等和自由”彻头彻尾的反动──我宁要可望不可及的“神话”，也不要这样的人间恶梦！
令人遗憾的是，二百多年过去了，生活在这个恶梦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享受不到“每个”美国人享有的“不可分割、剥夺的基本权利”的大部份！是中国人象中共及其海内外帮凶帮闲宣称的那样只要“生存权”、“温饱权”吗？根本不是！
早在二千年前，儒家学说的代表荀子就已经提出“人性恶”的说法，这与佩恩的《常识》不谋而合。同期亦有“当政者应以百姓的利益为重”的民本主义思潮初露萌芽。秦末一个暴雨狂袭的夜晚，一个名叫陈胜的农民囚徒，更曾在华夏大野上举起镣铐向苍天发问：“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从那时算起，“众生平等”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门外已经徘徊了几十个世纪，但至今依然无法登堂入室！
本世纪初，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曾短瞬间看到曙光：民本主义、法制主义、平权思想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终于发展成为天赋人权与民本主义的有机结合。但不久，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的无耻小人们，从袁世凯到中共，一个个叫嚣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是草头王”，轮番上台祸国殃民，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一次又一次断送了中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大好机会！今天，中共一边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一边仍在疯狂践踏该公约所保障的中国基本人权，明里暗里拼命反对人权的普遍性。《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序言说得很清楚：
“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中共懂不懂这个常识？我们看看中共自己的话就知道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曾经说过，对付自由言论的唯一武器只能是自由言论；看看如今他的冒牌党子党孙们在中国大地上的所作所为，不知李先生在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