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发生至今，各种说法在中国大陆内外流传，模糊了许多关键问题的焦点，其荦荦之大者有几：
一、首发病例资料至今未见公开。香港文汇报曾披露，SARS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病例是二０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广东省佛山市的庞姓病人。但稍后大陆媒体报导另一初期病患黄杏初时，将之称为首例病人。不过，北京日报在登载时附加过说明，指黄杏初并非真正的首例病人，因为其发病时间已是十二月。可是当新华社转发这则报导时，却没有说明此点。由于在流行病学调查上，初始病例相当重要，而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不愿具名的专家透露，该中心已经掌握广东SARS最初十数名患者的资料，其中包括黄杏初，然而对于庞姓病人，他则不愿多说。显然黄杏初已被误导为首例病患，转移了外界追踪真正首例患者的视线。
二、广东第一波发病高峰患者人数不明。中国大陆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承认，早在今年二月中国大陆就已出现SARS第一波高峰，地点以广东等一些城市为主，但齐小秋并未说出确切的爆发范围和人数等资讯。不过，今年三月，广东省卫生厅官员曾经透露，到二月底，广东感染SARS的个案达到八百多例。可是，直到五月三十日，中国大陆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还在记者会上采用截至二月九日广东发病三百零五例，死亡五例的数字，给人一种广东当初疫情并不严重的印象。其实，广东省在二月中旬就产生社会恐慌、抢购药物等现象。。另据抗SARS名气很大的钟南山表示，SARS在中国大陆的死亡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但以此推算，上述广东三百零五例患者死亡五人的统计也无异天方夜谭，使人难以置信。何况在大陆的网站上，对于百分之六的说法也有人很不以为然。
三、信息传递不通畅成为控制疫情不力的借口。五月三十日，中国大陆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在记者会上承认，信息传递不通畅造成初期防治SARS的被动局面。但事实上，早在今年一月下旬，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就已派出专家与钟南山等人在广东了解疫情，并且于一月二十二日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以广东省卫生厅二号文件形式，发到全省各地市级以上卫生局和疾控中心。这份文件后来经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证实，题为“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文长共四页。农历年前，这份文件发到广东省各主要医院，而且至少到了二月四日，就有医院反映SARS有强烈传染性。这个反馈讯息，应早在今年二月就已为卫生部知悉，所谓信息传递不畅就无法当作北京抗煞坐失先机的理由。
四、尽管北京自四月二十日起，每日公布SARS病例，但是外界对统计仍存怀疑。例如一开始公布的数字是报告病例总数，之后区分为诊断病断和疑似病例，再后特别强调诊断病例中有多少是由疑似病例转来，然后特别突出新增确诊病例，这样细分的作用，就是给人疫情直线下降的感觉。至于具体的数字问题就更多，以广东为例，今年二月发病人数至少八百人，三月份三百六十多人，两个月就达到一千一百多人，但是四月二十日高强公布广东的累计报告病例为一千三百零四人，等于从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再加上四月的前十八天，广东仅有两百个病例，以SARS初期病人往往一传数十而言，这个累计报告病例数字就根本不可信。之后在此基础上累计的数字及其他地区的统计，又怎能令人信服。所以，指出中共自SARS爆发以来，玩弄数字和文字游戏以欺愚大众并不为过。仔细研究一下已公开资料，广东省在二月十一日首度公布局部疫情后，当地媒体接下来的报导仍继续声称疫情已受控制，就不难理解隐藏在表相背后的政治运作真相。这其中所反映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大陆资讯落伍的问题，还涉及更深入的专制政体运行惯性等制度性、结构性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