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05-27 21:23:00作者：孙传炜
和许多70年代中后期出世的中国人一样，电视台女主持人李晰是在渴望出人头地的压力下成长的：凭着优异的成绩，她在高中后考入了学费当时在中国大学中排名第二的北京广播学院；念大学二年级时，她开始到电视台兼职，为毕业后找工作铺路；前不久，她存够了钱，给自己买了一部车代步。
为了保障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她一直处在忙碌的状态，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或关心其他的问题，直到沙斯的出现。
“那一天我开着车，在空荡荡的马路上，一阵120车（救护车）响着警报器这么飞驰而过，那时心里的震撼真是很大，突然有一种处在危难时期的感觉。”1978年出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岁”的李晰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事件”来形容沙斯的危机。
沙斯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引起恐慌，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城市白领来说，恐慌恐怕更大更真实一些。据北京市宣传部长蔡赴朝在本月6日公布的数字，按职业划分，白领人士是当地感染沙斯的三大群体之一，按年龄划分，当地沙斯患者当中20至30岁年轻人占35%以上，比任何其他年龄层都多。
蜜罐的一代:
没有责任感
这些二十来岁的城市白领，在中国被称为“蜜罐的一代”。在许多人眼中，他们“没有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不像“六四”那一代青年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只知道赚钱享受。
不过， 从另一方面看，这一代人心里也普遍缺乏安全感，他们在中国脱离平均主义以后长大，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父母辈小时候所无法想像的竞争。
“以前总担心会丢掉工作，找不到新的，现在突然间连健康也没了保障。
”北京市内大大小小的广场和公园近来突然多了许多打羽毛球的青年人，27岁的外企职员刘刚和太太就是其中一对。他笑称，沙斯给了“老在操心”的他一些“人生的启发”。
反思生活方式
沙斯让这些城市年轻人对自己一味追求物欲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也给一些反思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发展方向的声音带来了多一些听众。
其中一个这样的声音来自长期关注农民问题的经济学者温铁军。
他在近日一个访问中指出，城市病的出现，是人口和工业过度密集，破坏环境和资源过多结果。
“这种疾病是所谓过度追求贪欲，单纯追求发展主义的副产品。”温铁军认为。
据报道，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188位，比许多非洲穷国还少还低。这一轮公共卫生的危机，也让中国政府中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人看到了过度专注经济建设而忽略社会发展其他内容的弊端。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透露，中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和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就曾私下告诉世卫官员，沙斯也并非全无好处，卫生部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加快这些年被严重忽略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坏事变好事？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好沙斯可以“坏事变好事”，扭转中国社会过去20年来只重眼前经济建设的大趋势。
一位评论员指出，中国社会也普遍认识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但“再穷不能穷孩子”的口号喊了许多年，儿童失学、教师发不出工资的现象依然如故。
这样的观点得到温铁军的呼应：“我并不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认为沙斯会改变什么。”
在北京疫情恶化后，原本每周给四川的家人打一次电话的李晰几乎天天都通过电话向家人报平安。不过她也承认，沙斯虽然让她对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一些新的体会，但也不会带来太多实质的改变。
“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沙斯过后，一切残酷的东西都还会存在，生存的压力也不会消失。房租总还是要交吧？”
她最后反问。
为了保障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她一直处在忙碌的状态，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或关心其他的问题，直到沙斯的出现。
“那一天我开着车，在空荡荡的马路上，一阵120车（救护车）响着警报器这么飞驰而过，那时心里的震撼真是很大，突然有一种处在危难时期的感觉。”1978年出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岁”的李晰以“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事件”来形容沙斯的危机。
沙斯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引起恐慌，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城市白领来说，恐慌恐怕更大更真实一些。据北京市宣传部长蔡赴朝在本月6日公布的数字，按职业划分，白领人士是当地感染沙斯的三大群体之一，按年龄划分，当地沙斯患者当中20至30岁年轻人占35%以上，比任何其他年龄层都多。
蜜罐的一代:
没有责任感
这些二十来岁的城市白领，在中国被称为“蜜罐的一代”。在许多人眼中，他们“没有责任感”、“以自我为中心”，不像“六四”那一代青年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只知道赚钱享受。
不过， 从另一方面看，这一代人心里也普遍缺乏安全感，他们在中国脱离平均主义以后长大，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父母辈小时候所无法想像的竞争。
“以前总担心会丢掉工作，找不到新的，现在突然间连健康也没了保障。
”北京市内大大小小的广场和公园近来突然多了许多打羽毛球的青年人，27岁的外企职员刘刚和太太就是其中一对。他笑称，沙斯给了“老在操心”的他一些“人生的启发”。
反思生活方式
沙斯让这些城市年轻人对自己一味追求物欲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也给一些反思中国社会这些年来发展方向的声音带来了多一些听众。
其中一个这样的声音来自长期关注农民问题的经济学者温铁军。
他在近日一个访问中指出，城市病的出现，是人口和工业过度密集，破坏环境和资源过多结果。
“这种疾病是所谓过度追求贪欲，单纯追求发展主义的副产品。”温铁军认为。
据报道，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188位，比许多非洲穷国还少还低。这一轮公共卫生的危机，也让中国政府中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人看到了过度专注经济建设而忽略社会发展其他内容的弊端。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透露，中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和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就曾私下告诉世卫官员，沙斯也并非全无好处，卫生部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加快这些年被严重忽略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坏事变好事？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好沙斯可以“坏事变好事”，扭转中国社会过去20年来只重眼前经济建设的大趋势。
一位评论员指出，中国社会也普遍认识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但“再穷不能穷孩子”的口号喊了许多年，儿童失学、教师发不出工资的现象依然如故。
这样的观点得到温铁军的呼应：“我并不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认为沙斯会改变什么。”
在北京疫情恶化后，原本每周给四川的家人打一次电话的李晰几乎天天都通过电话向家人报平安。不过她也承认，沙斯虽然让她对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一些新的体会，但也不会带来太多实质的改变。
“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沙斯过后，一切残酷的东西都还会存在，生存的压力也不会消失。房租总还是要交吧？”
她最后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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