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官富民穷的迷思——从山西的“非典”说起

山西离北京不远，也是‘非典’－－就是萨斯－－的重灾区之一。不过，就某种意义上说，山西又离北京很远，那是讲的医疗救治条件。看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似乎总是出手大方，但凡有记者问到防治萨斯的费用之事，北京的领导人一定拍胸脯保证‘没有问题’。确实也是，八天建成一个小汤山医院，已经成了当下中国伟大成就的代表作，压倒了前一段上海的磁浮列车工程。而山西呢，情况却大大不同，说是捉襟见肘，那一点儿也不为过。根据北京出版的《财经》杂志报道，截至五月中山西疫情高峰期，山西的防治经费缺口至少有一点五亿元人民币－－这是省财政厅一位副厅长的估计。

有钱享乐，无钱治病

一点五亿元？应该不是什么大钱吧？这倒不是我财大气粗，而是我相信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祖国的政府财大气粗。你不信？最近就有报道，说广东、香港撤销旅游警告的前一两天，中国政府刚刚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一亿美元，折合八亿人民币－－够五、六个山西省补豁子。同样也是不久前，有报道说，过去半年的时间里，光是国家干部携款外逃，涉及的资金就达八百多亿元－－这更是上述捐款数额的一百倍！还比如，根据官方报道，嚣扰一时的走私案件案主福建厦门远华集团，仅在三年中，仅通过一家所谓地下钱庄（实际上当然不止这一家），仅在香港一地进账（实际上当然也不止在香港一地），走私收入就是一百二十亿元－－‘远华’一点小钱就能救下八十个山西省，你说一点五亿元对今天的‘盛世’中国来讲能算是大钱吗？

可是，富强的祖国就是拿不出这个钱来。目下‘救灾如救火’（其实救命比救火重要，可是政府不喜欢提救命的事），尚且拿不出这个钱来，平时可想而知。同样根据《财经》杂志报道，山西疫情的一个重要源头在清徐县，而这个县的卫生防疫站，上次得到国家的防疫经费，还是在一九八六年－－没错，那是十七年前，那时中国远远没有九十年代以来这么富有和强盛！而就在中国高唱进入‘盛世’的一九九九年，清徐县防疫站开始连职工的工资也开不出了。县财政每年拨款二十万元，而防疫站十四名退休职工的每年工资开支是二十一万元。这意味着，在职职工要‘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财经》杂志原话），其实就是要靠罚款来开工资，哪里还谈什么防疫呢？一年二十万元，这是什么概念？和山西差不多穷的陕西，去年刚刚出了个大新闻：几个不知道是什么大肚汉的了不起人物，一顿饭就吃掉了二十七万元！

有钱这般享乐，无钱防疫治病，这种事情谁能相信？可是，它偏偏就发生在‘盛世’的中国。其实，这又有什么不能相信的？有钱享乐的，那是一帮人，是据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们，他们的权利不久前已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没钱治病的，那又是另一帮人，一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载明属于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没错，党章也写了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什么时候说过山西农民的小命一条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害在于政治的精神

有人会说：现在好了，经过萨斯这么一闹，中央政府允诺要加大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了。一贯悲观的我却要说：好是好一些，但是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首先，什么样算是‘加大投入’？还是《财经》杂志消息，萨斯蔓延后，清徐县终于得到了一笔防疫经费，人民币二万大元整。比较从前的零蛋，一下子增加了二万倍，这叫不叫加大投入？其次，类似情况又何止山西？河南、内蒙、广西、河北，到处其实都是一样。所谓‘加大’，谁来投入？中央政府掏不掏这个钱？要地方政府掏钱？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在农民头上增加苛捐杂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至于第三个疑问，那就更不可能有答案。既然中国已经进入‘盛世’，国力大增，政府的荷包鼓鼓涨涨，外汇准备甚至居世界各国之首，为什么公共卫生投资反而不如二十年前？是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果真如此，那叫渎职。是中国人除了萨斯不怕别的疫病？－－艾滋病的问题，准备怎么办？类似的漏洞，难道仅仅是在公共卫生这一个方面？－－煤矿安全问题，本栏已经再三提到。没有萨斯，这个洞为什么就总也不补？别的那些黑洞，又准备什么时候补？那些方面，也正在产生祸害，也在威胁老百姓的生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大面积的灾难啊！

很明显，公共卫生的财政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公共政策。从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常常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许多秘密；同样，从一个政府花钱的方式，也能够看得出这个国家的政治精神。而，恰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一个政权存亡的关键，不在于公共政策，而在于政治的精神。’我看，官富民穷的谜思，必须从这里入手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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