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场空前浩劫的起因研究，一直要到90年代才有突破。但最早的研究是在198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首先开始的，他论述了粮食统购和饥荒之间的关系。与此相承的研究在12年后才出现。中国留美政治学学者杨大利在1996年发表了他对大跃进和由此引起的饥荒的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较突出的论点是，饥荒是由公共食堂这个非理性的社会制度所引致的。同时，经济学者对此也不甘寂寞，同样是留美学者的张欣和文贯中便在1997年发表了他们的分析成果。虽然其主要论点与杨大利的相似，亦即把罪名归咎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公共食堂，但他们更进一步地认为，1958年末和1959年初全国各地便已大规模地出现饥荒，由此在时间上可以排除掉众多其它引致饥荒的可能性因素，其主要起因是清楚的和单一的。如果我们将关注点扩展至大跃进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的话，那么林毅夫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生产积极性的文章也应包括在内。
本文的目的在于系统地介绍上述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并加以简短的评述，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些此研究领域中的“西方观点”。
一. 饥荒的主因──过量的粮食统购
在少数西方研究中国饥荒的文献中，伯恩斯坦1984年在《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中的一篇文章可算是“经典”。伯氏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后不久所采用的经济发展策略和苏联斯大林式的不尽相同，后者刻意地通过价格“剪刀差”大量和有系统地榨取农民的剩余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化。中国虽然在土地改革后没多久便逐步实行集体化，从而剥夺了农民的私产权利，但直至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国家对农村的粮食统购只占总产量的25%左右，不算过重。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农民在逐渐失去他们对土地的各种权利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率和产出为甚么仍能向上增长。
但过慢的工业化进程令毛愈发焦虑，率然在1958年批判“反冒进”和冬天大搞农业水利建设的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农村成立规模较高级社大得多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伯氏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是在“浮夸风”刮得极为厉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为了要在十数年内“赶英超美”，不只工业材料的计划数字订得很高，就连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也被要求达到天文数字。地方干部面对从上而下的巨大政治压力无计可施或投机迎逢，虚报粮食数字。1958年的粮食丰收，也助长了领导层盲目乐观的情绪，粮食的统购计划当然也随虚报的产量水涨船高。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地方干部根本很难就粮食问题和中央讨价还价（一些后来灾情严重的省份当时更是争相“献媚”），而由于公社规模过大和组织混乱，粮食的产出数字也没有被准确核实。这种种因素加起来便导致了1959年和1960年粮食统购率猛增至总产量的39.7%和35.6%，然而粮食的总产量实际上却在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比1958年下降了30%之多。简而言之，大跃进期间造成的三年严重饥荒主要是由于政府在统购粮食方面“过了头”而导致的。
诚然，1959年和1960年的粮食统购和出口都有显著增幅，但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在出现粮食短缺和饥饿的情况下，中央为何没有采取一些缓解的措施，例如减少统购，甚或对灾情严重的省份输入更多的返销粮？同理，当时地方政府为何不积极地向中央求救？更进一步问，是否所有的高层领导，如陈云、刘少奇和掌管粮食工作的周恩来都没有确切估计粮食的形势而向毛进谏？在举国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我们固然很难要求上层能确切掌握有关的统计数字，但他们还是应该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有起码的认识和判断。所以把灾难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央领导层对现实情况缺乏掌握未免过于简单，甚至不可思议。事实上，伯氏也注意到毛是在“庐山会议”后才对农民处境的关注起了变化。在后来的研究中，杨大利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毛是在被彭德怀“挑战”后才为当时降温的大跃进进一步推波助澜，此时的主席并不关心农村可能因此而遭受的灾难。当然，谁都没法进一步对此加以引证，但假如这种说法成立，便说明了“偶然”事件往往可发挥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改写历史。
伯氏的文章揉合了大量文字材料甚至文学创作，内容极为丰富。此外，他的观点也很鲜明，即认为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粮食的过量统购。可是文章并没有注意到省际之间的灾情差别，但十数年后杨大利的文章充分注意了这一现象并有详细的分析，容后详述。
二. 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
林毅夫1990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了一篇甚具争议性的文章，此文虽涉及1958-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但其主要目的却是通过剖析农业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解释人民公社的生产率为何在饥荒以后二十余年仍一直徘徊不前，这段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不但低于公社以后的时期，而且也低于从土改到公社成立的时期，而后者与人民公社一样同属集体经济时期。三年的农业灾害只是被附带解释的现象。
林文从生产率变化趋势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开始分析。即同属集体经济时期，1952-1957年的农业生产率是上升的（当然包产到户后那段时期的升幅还要大），而1962-1978年的生产率趋势在一个低水平徘徊不前──尤其是这段时期已属公社正常运作时期，不比1952-1957年间农业生产不断经历组织上的激烈变动。林毅夫对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释。他认为，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国家虽然曾在集体化过程中不断侵占农民的私有财产，但农民却在各种集体经济组织中一直保留着自愿退出这个经济组织的权利，即退出权。退出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农业生产活动异常繁琐以致对其监督非常困难，所以要把集体生产搞好非得依靠农民自觉的生产积极性。在拥有退出权的前提下，那些“勤劳”的农民可不费吹灰之力地“监督”其它农民。道理很简单：农民只需核查集体的产出而毋须亲自监督相互的日常生产活动。如果他们发现实际产量低于他们心目中的标准，那么他们便可行使退出权而变回自耕农。由于人人都知道社员享有这种退出权，大家就都不敢怠工，以防有人退社，甚至导致合作社解散而彻底地失掉“规模效应”（economies of scale）。不幸的是，公社化后农民便不再享有这项权利，所以那些懒惰的社员在知道对方已“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开始偷懒，因为偷懒的好处全归个人所得，而其代价──产量和效率的下降──则由全体社员共同承担。哪里怕是只有少数甚或一个人这样做，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少做一点。据此，便解释了农业生产率为何在人民公社时期一直徘徊不前。
文章认为，相对于其它解释饥荒的传统因素，如持续三年的坏天气、公社规模过大、管理过于凌乱等，退出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公社化把农民最后一项权利也剥夺后，才出现1959年和1960年的严重生产滑坡，从而出现饥荒。也就是说，饥荒是因为农产品产量下降而导致的。虽然林毅夫的目的并非为了解释这次灾难的原因，但他的这个观点仍然是清楚的，且和伯氏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三. 公共食堂与非理性消费行为──饥荒起因的崭新解释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造成大跃进期间严重饥荒的关键因素有了一个崭新认识。这个观点认为，饥荒的“起因”既非由政府的粮食统购过了头所导致，亦与生产组织遭受破坏无关；因为前者只能解释饥荒的持续恶化，而后者则侧重于解释人民公社化以后农业生产率和产量一直徘徊不前的现象。要解释中国这次空前的大灾难，非得从人民公社生产组织以外的有关政策和制度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不可。这个观点认为，饥荒是由一个乌托邦式的“非理性”消费制度（irrational consumption system）所引发的。
杨大利首先提出这个观点。在其研究大跃进与其后的农村改革关系的专着中，杨引用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来分析是次饥荒的主要起因。杨认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饥荒的“元凶”。由于人民公社把个体农户和其它集体组织（如初级社和高级社）的资源无偿合并，农民个人在人民公社里的劳动与其成果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因而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导致西方经济学里所谓的“公共产权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个“寓言”是这样的：在一块由一伙人共同拥有的草原上，个别的牧羊者会不加限制地把他们的羊群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从而造成过度放牧。其道理很简单，因为多放一只羊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归个人，但其代价──草原供养过多的羊而遭受破坏──却是由所有人共同负担的。这故事有如下的寓意：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不一定能为社会带来整体的效益，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不受约束的个人行为可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寓言可被理解为：只有在私产制度下，资源的配置才能达到最优的境界。在人类的自私性格支配下，公有制由于未能防范“搭便车”（free rider）行为，稀缺的资源便因此无法得到有效的保存和利用。
若说以“公共产权的悲剧”尤其是从其中引伸出来的“搭便车”这一概念来剖析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产组织情况并无太大新意的话，那么用大跃进期间公共食堂这一制度安排来解释便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公共食堂有两大特色：一、食堂里的食物供应是免费的；二、食堂不设供应量的上限（为求达到“各取所需”这一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如是）。由于吃饭不用付钱和不设食物供应上限，结果造成大量浪费。按张欣和文贯中引用的资料显示，原来可供六个月食用的稻米在短短二十天内便被农民在食堂内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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