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在美国著名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学者对萨斯病对中国的影响发表了看法。哈佛大学教授考夫曼博士认为，萨斯病爆发让人们关注到更多的中国社会问题，其中首先就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公民表达意见的正常途经。
考夫曼说：“很遗憾，在中国，萨斯病是靠一个忧心忡忡的军队医生向外界揭露事实真相才得以曝光的；很遗憾，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几十年历史上并不少见，从大跃进时代彭德怀讲真话到去年有关河南爱滋病蔓延，都是如此。”考夫曼说，在中国，健康疾病问题一直被看作是机密，从爱滋病传播到萨斯病蔓延都是有人挺身而出才使整个社会了解真相的。
*中国法律体系不健全*
考夫曼还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无法真正保护公民权益的问题也在这次萨斯病危机中突显出来。许多中国人担心遭到不合理的隔离对待，特别是那些外地民工几乎没有什么法律权益，他们在恐慌之中逃离大城市主要也是因为担心自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哈佛大学的考夫曼博士还认为，这次萨斯病危机中一个几乎被忽略的事实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享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也使萨斯病爆发成为中央政府难以立刻控制的问题。考夫曼说：“在医疗卫生这个政府中比较薄弱的部门，北京制定政策条例，但是各个省份则在执行政策上相当独立。这样，萨斯病出现伊始，广东有可能通知了北京，但是，北京却很难控制广东的行动。”
美国智囊机构威尔逊中心研究员万明在研讨会上，侧重阐述了他对萨斯病产生的政治影响的看法。万明说，中国政府处理萨斯病危机的方法有跟过去不同的地方，但是也不乏沿袭多年来的老一套做法。万明说：“政府一开始掩盖真相并不令人意外，也不应当让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意外。首先，中国政府没有与公众分享有关健康疾病问题的习惯，其次，中国公众也没有办法迫使政府公开有关信息。正如考夫曼博士所说，有关疾病的消息在中国都是国家机密。”
*政治运动对付萨斯病*
万明说，萨斯病出现的时机也对政府不利，当时，中共十六大、人大政协两会、以及卫生部门人事调整都正在进行之中，这就加剧了政府处理萨斯病的消极一面。不过，万明说，今年四月二十号是关键的一天，胡锦涛、温家宝决定不再遮掩萨斯病真相，并且撤换了两名高级官员，万明说，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因为中国政府还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的行动。但是，很快中国政府又开始采用以前搞政治运动的做法来对付萨斯病。
威尔逊中心研究员万明认为，无论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萨斯病危机，萨斯病对中国的政治影响都会是很大的。他说，萨斯病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中国政府这一次真正意识到处理健康危机的重要性，同时，中国政府过去一年来也一直倡导要加强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所以，萨斯病危机应当能够对中国的政府管理、特别是卫生管理改革发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万明强调，这种政府管理上的改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中国不会出现政治改革。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政府就很难真正为民众办事，民众也无法真正监督政府。我认为，萨斯病不会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催化剂，也不会演变成一场政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