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的老太太又出动了，她们专横地阻挡要进入居民区的骑车人、检查证件，拦截出租汽车，登记乘客的姓名和目的地。搭乘长途汽车的乘客，必须说明自己的目的地和前往该地的理由。建筑公司必须管好外地民工，等等。文章说，这些做法使人想起了过去国家全面监视公民的时代，文章写道：
“过去一些年中，党退出了私人生活领域，公民的小自由也逐步增多。现在，这些巨大的成就又受到了威胁。按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老模式，党发起了波及全国的宣传攻势。抗炎被视作打仗，医务人员成了‘前线战士’或‘白衣战士’。广东省死于‘非典’的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宣传中说，人民在与‘非典’的斗争中定能‘取得胜利’。官方的新闻一再重复说党与人民在团结奋战的字句。如果说没有宣布‘非典’病毒是阶级敌人的话，那么它至少也是人民公敌，必须团结起来与之斗争。
因为‘非典’是敌人，所以必须呼吁人民以民族情感与这场疾病做斗争。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发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战胜过无数灾难和疾病，抗炎显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至于领导人对这个大家庭中疾病蔓延应负有责任，则只字不提。中国政府上一次发起的大型宣传运动是针对法轮功的，这些运动也可以用来压制一切批评和不同的政治看法。‘非典’爆发后，对互联网和电子信件本来就进行的严格检查变得更严了。广东省有几个小青年遭到逮捕，官方指责他们在互联网中散布了有关‘非典’的谣言。至于什么是恶意造谣，什么是信息交流，当然由党来决定。”
文章报道了上海一些市民因为反对强行拆迁，举行示威而遭逮捕的事件，当局的理由是‘非典’期间禁止集会。文章最后说写道：
“党开展抗炎运动除了为了遏制疾病蔓延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使人民忘记，正是由于领导人的延误，这场疾病才会这样蔓延开来。发动群众抗炎还可以冲淡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正是中国领导人的掩饰政策白白丢失了宝贵的一个月时间。至于‘非典’过后，是一切照旧、还是继续执行现在开展运动和实行控制的政策，还很难说。不过，只要中国政府能控制住‘非典’的蔓延，那么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人们就很感激了。”
世纪沙龙
